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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則臣:背景走到前臺 讓運河成為小說主角

來源:羊城晚報 | 朱紹杰  2019年04月16日22:57

羊城晚報記者 湯銘明 攝

蔣述卓給徐則臣頒獎 羊城晚報記者 周巍 攝

徐則臣 《北上》

年度新銳文學

致敬詞

徐則臣是中國70后作家的光榮,多年來在長篇小說領域默默耕耘,他的作品定義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可能達到的精神高度。他的寫作敏銳、精密、豐盈,對現實的觀察熱誠而冷靜。他十年間寫出三部題材迥異的長篇小說,筆觸蕩得越來越遠,從“70后”一代到京城的蕓蕓眾生,再到1901年的冒險家,每一部小說創作對于他來說就是一次文學領地的開辟。

《北上》是徐則臣潛心四年完成的新作,以京杭大運河為背景,講述了幾個家族間的百年恩怨。他力圖穿透運河的歷史時空,強調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既勾勒出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也呈現出一個民族的舊邦新命。

作品中表現出日漸老練的筆法,還有他的現實意識、草根情懷,以及對生命意義的不懈追問,相信這足以使他繼續贏得讀者的共鳴。

有針對性地重走運河

羊城晚報:本次獲獎的作品《北上》最初創作的緣由是什么?

答:有興趣,順其自然,然后水到渠成。你永遠不會知道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什么時候會在你的頭腦里真正長成,所以只能等。在此之前,我寫了二十年的運河,水與船都只是小說的背景,主人公是河邊和水上的人家,是穿行在千里大運河上的一個個人。這一次,背景走到前臺,這條河流要成為主人公。對我來說,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寫作就這樣,某個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長的意志,暗地里緩慢地豐滿、立體,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個新主角誕生了。那些作為小說背景的元素也一樣,當它們羽翼漸豐,也會悄無聲息地從后方突圍到前臺,你不得不正視。《北上》之前的長篇小說《王城如海》就是這樣:主人公其實不是話劇導演余松坡,而是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北京城被我寫了十幾年后,已經不甘于只做背景,挺身沖到了前臺。《北上》亦如此:小波羅、馬福德、謝平遙、邵常來、謝望和、孫宴臨、邵秉義、胡念之、周海闊他們固然也重要,需要濃墨重彩歌之蹈之,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生活中那個最大的背景,浩浩蕩蕩的一條長河,這一次,它進階到小說的最前沿。

羊城晚報:寫作《北上》的期間,您對運河沿岸做了田野調查。這份經歷帶給您怎樣的新發現、新認識?

答:為寫《北上》,2014年開始,我開始有針對性地重走運河;首先要建立一個對運河的整體感。很多年里從南到北,走過京杭運河的不少河段,但多屬無心之舉,看了就看了,留下來的不比到此一游的觀光客更多。但這一次,我帶著眼睛、智商、想象力和紙筆走。這是個大工程。

京杭運河從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平常工作忙,雜事也多,沒有可能一次性沿運河貫通南北,只能利用出差、還鄉等機會,一次次“南下”,隔三差五就便走上一段,看多少算多少,四年里也竟把運河丈量了一遍。部分有疑難的河段反復去了多次,沒辦法,大運河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國南北地勢起伏、地形復雜,河水流向也反復多變,不親自到現場做詳盡的田野調查,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幾處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東南旺分水樞紐,比如江蘇淮安的水上立交,僅憑紙上談兵是理解不了的。硬知識之外,我還希望能夠獲得對大運河全程的感性認識。對小說家而言,這種感性認知有時候比理性的判斷更重要。也是在這尋找感覺的過程中,濟寧以北斷流的運河給了我很大刺激。不少地方運河故道已經從大地上消失,當地人不做向導,你根本不知道大運河當年曾經轟轟烈烈地流經過哪里。由此,我決定在豐沛曉暢之外,加入滯澀和憂患的部分。

另一種意義上的“田野調查”是閱讀。運河歷史悠久,知識點不可勝數,唯有閱讀方可獲取這些歷史和現實中的知識與見解。我辟出書櫥兩層,專門放置相關書籍,四年下來,認真通讀的有六七十本,隨手翻閱的書籍和瀏覽的影像資料更多。必須承認,90%的閱讀在小說中都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但如果沒有這浪費掉的90%,斷不會有這部《北上》。

我更愿意寫那些

整個生命與這條河

息息相關的小人物

羊城晚報:《北上》中有很多人物,不同的國家地區、不同的階層、不同的面相。您在設置人物上是如何考慮的?

答:這條大河縱貫中國南北,如果從吳王夫差開邗溝算起,浩浩蕩蕩流過了2500多年,它曾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高速公路,跟整個中華民族都在發生著密切的關系。小說從1900年寫起,到2014年止,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里可以發生多少故事?不同的國家、階層,形形色色的人,這條大河都曾深度介入他們的日常生活,我要呈現出一條相對真實和完整的運河,必須把他們都從歷史和現實中一一打撈出來。一定有對這條河的命運手持殺伐決斷之權力的大人物,但我更愿意寫那些整個生命與這條河息息相關的小人物。因為他們的悲喜歌哭念茲在茲,維系在這條河上。河流不會說話,只有他們才會替它說;河流自身無法成就故事,它的故事已經像鹽溶于水,彌散在了他們的故事里。所以,在小說里你才會看到兩個意大利人、一個英國人,會看見翻譯、廚師、水手、導演、企業家、藝術家、跑船的老大、考古學家,他們與運河互為鏡像,映鑒出彼此。

羊城晚報:在《北上》里,你引入那意大利兄弟倆,小波羅和馬福德,為什么會選擇兩個外來者的視角?

答:近代歷史上有三件事對中國特別重要,1840年的鴉片戰爭,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900年的庚子之變,八國聯軍進北京。三件事之后,中國“被”全球化,被置于世界目光之下。中國不再是中國人的中國,也是世界的中國。所以我想看看1900年的中國在世界的眼里是什么樣子,由此引入兩個意大利人的視角,希望能在差異性的文化和目光中,看見一個跟中國人視野中有所區別的彼時的中國。也正是這個時候的中國,導致了運河命運的巨變,1901年,光緒帝下旨廢除漕運。

羊城晚報:《北上》會被您列入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嗎?它在您的創作譜系中處于一個什么位置?

答:我會把它看成我至今最重要的作品。并非說它一定是我到目前寫得最好的小說,而是說它代表了寫作到今天,我對文學與世界的最新理解。在寫作中,我力圖傾我所有,把這些理解付諸作品,我也以為,它基本上實現了我的預期。在這部小說里,我找到了于我而言足夠有效的進入歷史的方式,也把對域外故事書寫的訓練往前推了一步,這對我接下來的寫作大有裨益。它肯定很重要,因為它敞開了我的很多可能性。至于在我整個創作中處于什么一個位置,現在判斷為時尚早。作家都喜新厭舊,也許下一部作品出來,我也會說,那是我迄今最好的小說。

我很看重“寫作的難度”

羊城晚報:從北漂群體到“大運河”,您的寫作為何偏好“邊緣”、“冷點”?對于這些讀者不熟悉的題材,您是如何把握的?

答:可能對別人來說是“邊緣”、“冷點”,對我來說,它們一直是“中心”和“熱點”;我只會去寫我感興趣的、有疑問的、多年來心心念念放不下的。每次寫作都是為了解決我個人的一個問題。我是有“實證強迫癥”的那一類作家,但凡有興趣的題材和問題,我都會想方設法去做相關的書面研究和田野調查,所以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會花費我若干年時間。我會在做案頭工作的時候,連帶把它周邊問題都清理掉,把它放在一個盡可能大的場域里來思考,避免就事論事。這個世界之所以復雜,就在于凡事都不孤立,它必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的結果。《耶路撒冷》寫了六年,《北上》寫了四年,還不包括多年里捎帶思考它們的時間。時間很公平,功夫下到了,它不會辜負你。

羊城晚報:從《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到現在的《北上》,您寫作的對象和探討的主題似乎“越來越遠”,對此您是怎么考慮的?

答:我沒有刻意規劃,完全是跟著感覺走。這三部作品都是這十年里我想法的文字實踐,必然有某種一以貫之、不斷深入的東西在。這個“核”是什么?讀者和批評家們說,是“到世界去”。我也姑且認同這個說法,這些年的確更愿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慮問題。《耶路撒冷》探討了我這一代人對故鄉和世界的辯證理解。《王城如海》中出現了外來目光,海歸和外國人,他們如何看待當下的北京?到《北上》,意大利人和英國人來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到世界去”已經不再局限于從鄉村到城市、從中國到歐美,“到世界去”是相互的,對歐美人同樣存在一個“到世界去”的問題,而這個“世界”,也可能是中國。這個開放的、一直在延伸的思路是我喜歡的,我也以為是當下中國的文學創作中需要的。而我碰巧這些年有了一點在國外游歷的機會,看到了一些,想到了一些。

不知道別人在周游列國之后感受如何,這些年斷斷續續地在外面跑,慢慢地覺得好像開了第三只眼。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開闊視野毋庸置疑。地域、種族和文化的差異帶來看世界角度的不同,另一種和數種眼光可以補充我們相對單一和有限的思維。橫看成嶺側成峰,世界有多復雜,取決于你有多少看取世界的角度。兼聽則明,我相信多一個角度總比少一個角度要好。諸多差異性的眼光可以補充,可以修正,可以提醒,最不濟,也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比照和參考。

羊城晚報:從事小說創作20年了,每次在寫作前是否會有突破慣性或挑戰自身局限的壓力?您是怎么解決的?

答:當然有,哪個作家都逃不掉。我的方法是,給自己設置難度,樹立一個新的標高。我很看重“寫作的難度”,以此自勉,也喜歡用這個標準來評價其他作家。寫作是一個發現和創造的過程,失去了難度也就談不上發現和創造,就成了偽寫作。難度不僅僅是具體技術上的,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對過去的寫作構成挑戰,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膽量和信心,是否不斷地將自己從眾多寫作中區別開來并最終確立出自己。更換題材是方式之一,強迫自己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新世界可能會有新發現。當然,也可能會出現新瓶子裝舊酒的問題,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最可靠的還是更新對文學和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修煉出一種別致的新眼光,眼光不同,一個舊世界也會煥然一新。

羊城晚報:您是北大研究生畢業,寫小說也做評論,您在很多場合也強調作家的學者化,讀者和批評家經常把你歸入學院派一類的作家,您覺得“學者化”如何獲得,對寫作有什么意義?

答:慚愧,我哪是什么學院派,充其量是個野狐禪。生性怠惰,北大教給我的那點學問早被歲月消磨光了。但我希望嚴肅地探討寫作與知識與思想之間的關系。在我看來,作家學者化的最重要一條是:你要有問題意識。你知道你寫這個故事的意義和必要性在哪里。由此,你才會以文學的方式去研究問題、表達問題、解決問題。學者化肯定不是為了做學問,而是讓你有問題意識,能夠就某些重要的問題深入有效地思考下去,讓你成為一個有腦子的作家。

我以為70后該做的就是一意孤行

羊城晚報:您生長在河邊上,又有一段大運河邊的生活經歷,您也在北京、上海工作和生活過,不同的地區、文化對您的文學之路形成有怎樣的影響?

答:誰也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讓自己離開地球,你必然受制于你的環境。我的寫作跟我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系。如果我沒有生活在北京,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寫這個城市;倘若我沒有在運河邊生活過,對這條河流沒感情,我可能也不會去寫《北上》。我一度想寫一部北京和上海交錯在一起的《雙城記》,但上海的那段生活實在太短暫,都沒容我認真看清楚這個城市,就離開了。直到今天,我到上海都有點暈,對我來說,上海就是個“海”,根本不是“灘”,一個猛子扎下去,露出頭,周圍洋洋乎溢耳的全是水。不過還沒死心,我還惦記著那部《雙城記》,每次去上海都努力把眼睛睜大。上海太值得換一種眼光好好寫了。

羊城晚報:您個人會重視批評家的意見嗎?

答:我重視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家的意見。我理解的好的批評家,是愿意跟作家一起去尋找表達自我和這個世界的可能性的那群人。

羊城晚報:您這次被授予年度新銳文學獎項,此前您也在其他文學獎項獲得新銳的評價。在您的理解中,何為“新銳”?

答:前些年被目為新銳,我很坦然,跟大家的想法差不多,年輕嘛。但現在,新且銳在我的理解里已經不再針對年齡,在文學中我們見過太多年輕的老同志,一下筆就循規蹈矩、暮氣沉沉;我更愿意從文學的意義上去理解“新銳”。你的寫作在文學的意義上,新嗎?你在努力區別于別人和你自己么?這個“新”,不是嘩眾取寵、刻意地標新立異,而是是否真的提供出了新東西。而“銳”,不是劍走偏鋒的孤拔峭利,而是沉著勇猛的持續推進,以“鈍”的姿態無往而不克。如果是在這個意義上被授予年度“新銳”,我以為對我、對《北上》,都是更美好的褒獎。

羊城晚報:文學界以代際來劃分作家,您被評價為中國“70后作家”代表之一。如何評價“70后作家”?

答:好像現在大家習慣于把70后的寫作想象得很慘。我不覺得慘,我很樂觀。如果你看文學雜志,會發現他們還是當下中短篇小說的主力軍。我不知道文壇影響力的指標是作家的名聲還是作品的質量,要按質量,我覺得70后足可以信賴。而且已經有一大批作家已經和正在被認可,我說的是作品的質量。文學在發展,每一代作家面對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達的方式和途徑必然也不同,除了在寫作的優良傳統和文學精神上需要向前輩看齊,在對新事物、新世界的理解上,更需要參照后來者,我以為70后該做的就是一意孤行,尋找屬于自己這代人的最真實的世界和人心的可能性圖景,尋找最合宜自己的文學表達方式。一代人的文學要想有大的發展,只能向前走,以進攻的姿態。

徐則臣

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跑步穿過中關村》《青云谷童話》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獎。《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同名短篇小說集獲CCTV“2016中國好書”獎。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第六屆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首屆騰訊書院文學獎。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十余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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