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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頓《幸福街》:富有人文情懷的世俗性

來源:文藝報 | 賀紹俊  2019年04月17日00:38

拿到何頓的長篇小說《幸福街》,就覺得這個書名太好了!這就是何頓小說應有的書名,它直接點題,告訴人們這部小說寫的是世俗幸福。“幸福街”三個字基本涵括了小說的全部內容:何頓是以欣賞和贊美的姿態,書寫一條街上普通男女的世俗生活和人們在生活中對幸福的追求,以及追求幸福之不容易。何頓用一支誠實的筆,把世俗幸福寫得活色生香。

世俗性是理解何頓這部小說的一把鑰匙。

世俗性首先體現在何頓的語言上。何頓的小說敘述有其鮮明的個性特點,這就是他的口語化的敘述語言。特別是其中長沙市民的口語,透著一種機智和諧趣,甚至有一種狠勁,它成為了何頓塑造人物的神器。口語化的敘述同時也使得何頓的小說具有了流暢、日常親切感等特點。

世俗性還體現在講故事的方式上。何頓采取的是一種日常化敘述的方式,這是一種娓娓道來的敘述。因此,小說弱化了情節,沒有貫穿始終的情節線索,而是以人物為核心,將人物的生活片段通過日常化的敘述連綴為一體,其長處是既突出了人物,又不會喪失敘述的日常性。這是何頓小說的另一特點,他不追求戲劇性和傳奇性,與日常生活貼得非常緊,更重要的是,何頓對日常生活的敘述一點也不虛偽做作,洋溢著他對生活的真誠,這不僅使何頓小說區別于其他人,而且也使他的小說擁有眾多的讀者。

《幸福街》以大量生活化的細節取勝,但小說仍能給讀者一個整體性的印象,這就是大時代背景下人們對世俗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小說以一個湘西小鎮為背景,從1958年寫起,寫了小鎮一些人物的生活狀態,一直寫到新世紀前后,基本上把握住了不同歷史階段下的時代特征和人物的精神狀態。小說中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其一是上世紀50年代至“文革”時期,何頓強調這一歷史階段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所帶來的后果。其二是“文革”結束后的上世紀80年代,何頓強調這一歷史階段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人們的思想解放。其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何頓強調這一歷史階段因經濟發展帶來新的精神困惑和新的向往。小說盡管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但由于何頓對世俗生活具有整體性的理解,因此小說的敘述細碎但不零亂,平凡卻有深意。

世俗性尤其體現在對人間情義的肯定上。什么是世俗幸福?世俗幸福必然與情義有關。2000多年前,老子就在《道德經》里說:“知足者富。”這句話點明了中國人最樂于接受的幸福觀:幸福就是懂得知足。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世俗性,中國人具有難得的世俗精神,有學者將其稱為“俗世人文主義”。西方文明要從世俗現實之外尋求一個更高的存在作為人生的理想形態,但中國文化的“俗世人文主義”并不把理想寄托在現實之外的存在,而是強調要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實現人的完善與人生的幸福。有些人誤解了世俗性,以為世俗性就是沒有理想、缺乏精神向往。有些作家也僅僅是從物質主義的立場去書寫世俗性。但何頓體悟到了世俗性的精髓,因此他所書寫的世俗性閃耀著俗世人文主義的光芒。也就是說,《幸福街》寫了幸福街上人們對世俗幸福的追求,這種世俗幸福決不是庸俗、低俗的幸福,何頓寫世俗幸福也不是要給讀者畫一張虛幻的幸福圖,他所寫的是人們在追求世俗幸福中的酸甜苦辣,“幸福”只是一個領航員,在這個領航員的引領下,我們可以好好領略一番人生百態,同時也被世俗生活中的人文情懷所感動。

何頓的民間立場是被批評家們所公認的。正是他的民間立場決定了他偏愛世俗性。他的審美品格和價值選擇均建立在民間立場上。《幸福街》尤其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比如他寫何勇發現離婚后的黃國輝仍對前妻劉艷艷充滿了恨意,便勸他說:“人不能在恨中活著,把恨抹掉,活出個人樣來。”這樣的話,都可以當人生警句來用,它的意思與魯迅先生的名句“相逢一笑泯恩仇”有相似之處,都體現了一種對人生的洞見,但魯迅先生的句子是典雅的,何勇說出來的話是世俗的,世俗卻有世俗之美。《幸福街》里充溢著這樣的世俗之美。在價值選擇上,何頓有一桿民間的秤。世俗社會有一系列俗世的價值標準,但作家顯然不能簡單地認同俗世價值標準,否則就會使文學的精神下沉,甚至滑向犬儒主義。俗世價值標準基本上是建立在物質與財富的基礎之上的,小說中追求世俗幸福的人們基本上也是這樣去做的。但何頓并沒有被俗世價值標準牽著鼻子走,他發現民間自有民間的倫理原則對俗世價值標準加以制衡,以避免俗世價值標準導致個人私欲的無限擴張。小說有大量的細節都是在寫幸福街上的普通市民如何遵循民間的倫理原則來處理和評判復雜的人事的。比如何勇在一次抓嫖娼的行動中,發現賣淫女中還有一位是糖果餅干廠的女工,他回家將其告訴同是糖果餅干廠職工的妻子,妻子一點也不奇怪,說知道她“不是一個好東西”,但妻子唐小月又希望何勇對她“能少罰點就少罰點”。因為妻子知道下崗女工生活太困難,不得不想辦法賺錢。至于何勇會不會按妻子所說的去處理,小說沒有寫,顯然公安機關必須依法辦事。何頓在意的不是事情的結果,而是幸福街上人們心中的一桿秤。這桿秤見出了人們內心的溫暖和善良。也正是這桿秤,讓幸福街上的世俗幸福有了分量。

何頓始終是與自己筆下的人物站在一起的。當他寫《幸福街》時,他儼然就是住在幸福街上的一名戶主,他與周圍的鄰居以及親人們一起長大,一起廝混。這就決定了何頓的寫作姿態,他既不是俯視蕓蕓眾生,也不是仰視英雄豪杰,更不是站在旁邊冷眼觀望。他走到人物中間與他們對視,仿佛自己就參與其中。因此,我們在閱讀時分明感到在小說所敘述的場景和人物旁邊有一個何頓的身影。這帶來了一種親近感,也具有一種親切的感染力。

幸福街在現實中確有原型,它是長沙城南的一條街,何頓從小就在這里生活。這里也成為他小說寫作的重要資源。他在世俗社會中生活,卻沒有沉陷在世俗之中,因此他把握住了世俗之美,珍惜民間智慧,并造就了自己的小說審美個性,這就是建立在長沙市井文化基礎之上的世俗性。從早期的《我們像葵花》到如今的《幸福街》,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文脈。但若將二者作一比較,又能發現何頓在寫作上的變化。同樣寫長沙市井小人物,《我們像葵花》透出一股狠勁,仿佛是一個敢闖敢做的“長沙滿哥”在大聲說話。《幸福街》則有了一些柔情,像一個年長的父親與親人們交談,多了一份責任擔當,也多了一份體恤的情懷。這既與何頓本人隨著年長更趨成熟有關,也與他對世俗性的理解更加深邃豐厚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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