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准一波中特免费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朱個《暝色》:我與誰是同時代人?反諷和自由的可能性

來源:《收獲》 | 陳麗  2019年04月17日00:44

同時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觀察這種黯淡的人,他能夠用筆探究當下的晦暗,從而進行書寫。

——阿甘本

 

“暝色”是憂傷和透著古意的,黃昏確實像這樣,一種悄無聲息、似有若無,以至無可挽回,小說中也不乏如此敘述。但是,我其實并不愿意用“憂傷”這個詞;相反,《暝色》是有力量的:因為它討論馬克思、康德和休謨,或者說,它敢于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討論正義、物自體和公平;因為就是在傍晚的“暝色”中,老趙被通知腎有了,而這正是歷經種種力量之較量后的結果。甚至也因為,身體和欲望不會在“天色黑下來”之后就“打算去睡覺或僅僅待著”;所以,“暝色”的不穩定性是悖論的生成空間,它回不到自己,它包容了無數的“反與正”,在空氣中蕩開;就像語文老師以“表演藝術家”的身份,在敘事中時不時地蕩開一筆,抒情一番。因此,在透著些古意的“暝色”之抒情和當代生活之“日常性”與“倫理”之間,前者是“還鄉”之不可能性及針對“懷鄉”的反諷,而小說經此、對“正義”的討論也包含了對它的反諷。當“反與正”共在一個平面而不再有一個高居上位者和可追溯的原點時,“反諷”的自由便成了一個永恒的問題。

“還鄉”主題的三次延遲:從抒情走向反諷

當我們說起《暝色》中的“還鄉”時,我們所談論的其實是歷史和自由的問題。這是朱個之隱微中的睿智與成熟,也是“暝色”悠悠蕩開一筆后蘊積的力量,首當其沖的“傳統”被沖散而后重組,是艾略特所謂“個人才能”對“傳統”的重構。這是文學史,亦是“歷史”的問題。

《暝色》中,“我”工作在“北方”,是一位語文老師。小說開篇便是“一到冬天就覺出自己是一個外鄉人”的“懷鄉”之愁。“南”與“北”,由此看似形成了地域空間上的對立。它讓我想起魯迅這位“五四”時期的“過客”,倒不僅僅因為朱個在紹興待過。魯迅亦曾自南而北,《在酒樓上》卻是寫的回了S城的情景,他說: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里的學校里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后,風景凄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里了……”

在《暝色》中的“我”與《在酒樓上》的“我”之間,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對照:前者未還鄉,后者還了鄉;前者是異鄉的教員,后者是故鄉的教員;前者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后者是“啟蒙者”。魯迅對于現代文學的意義,關鍵不在于他為后人開辟了幾條“啟蒙”的道路,而在于,他從一開始就領會到啟蒙的悖論。比如在《起死》中,莊子將骷髏喚醒,后者醒來后發現自己赤身裸體,便向莊子索要衣物。莊子沒辦法,最后只能求助于“國家機器”,以暴制暴。悖論中“反與正”的滑稽,看似造成了“啟蒙”本身的自我消解:啟蒙無法回到自身,就像“還鄉”之不可能。因此,魯迅在《在酒樓上》還說:

“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

魯迅在此說的是一種對“還鄉”之不可能性的經驗,就如同他對“啟蒙”之不可能性的經驗一樣,因為故鄉和啟蒙的本來面目都已不再能夠被準確無誤地認出。安克施密特說,正是因為“還鄉”不可能,“懷鄉病”才有可能(《歷史與轉義》)。但無論是對《在酒樓上》的“我”,還是對魯迅而言,他們都回去了,都曾有過對于返鄉的期待和信念,因此,他們對“不可能性”的經驗只不過是理想之希望的落空罷了。為了這種落空,他們花了巨量的篇幅去敘述,敘述者因此反而留下了理想。而這種理想便是歷史之重負。

《暝色》中的我與此不同。如果說魯迅的“懷鄉”與“啟蒙”是抒情,是“認真”;那么朱個的“我”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就已是反抒情的戲謔和“不認真”,由此構成一種自我調整的“反諷”。比如小說中,“我”對于老趙的真實所采取的態度是:“對他們只要別太認真,或者說把認真表現作一種不認真,他們就會很舒服了。”正是“不認真”構成了小說旁逸斜出的全部。“還鄉”始終是《暝色》中一件隱而不發的事情,它隨時要面臨其他事件的插入,就像一個無限滑動的能指,無法及物,以至于產生了一種對“本源”“界限”的懷疑。

在“我”感慨自己的“外鄉人”身份之后,便是與老趙的久別重逢,以及對那聲充滿戲劇情感的稱呼的自嘲,并自稱“抒情表演藝術家”。這在暗示我們,開篇的抒情也不過一個“表演”。而“我”之所以說“戲劇”,實則因為老趙進來時,“我”正與趙太太在微信里聊天。故事由此開始敘述,所謂“外鄉人”身份及外鄉人之情感的展開卻首次遭到了延擱。接著,在第4部分,當老趙問及南方并稱其為好地方時,“我”則否認了“南方”與“北方”的界限:

“‘南方’是個很籠統的概念,就跟“北方”一樣。“南方”可以更南,“北方”也可以更北。尤其當你生活在北方,沒有必要去細究、并且“北方”才不管你的“南方”是哪一部分的南方。”

兩句話聽起來像是煞有介事的思辨,仿佛真要去表達一種地域界限消失的真理;實際上,此時的“我”只是“笑笑”之后的隨口蕩蕩,依然在與趙太太聊天,并且安于一種自我認可的“猥瑣”中。于是在這里,對“懷鄉”主題中地域空間問題的展開遭到了延遲。直到小說的第9部分,趙太太在朋友圈發了一張昆明湖的照片,“我”與她展開了一段對話:

她說:“朱老師沒在上課吧?”

我說:“上完了。照片拍得不錯,這么對稱。”

她說:“我沒去過西湖。”

我說:“我是西湖邊長大的。”

她說:“啊,難怪你說西湖更美。”

我說:“那也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這么說。”

她說:“那是為什么?”

我說:“帝王造園嘛,就是仿照西湖,它也得要氣象。氣象一大,美就缺了。”

她說:“噢。此美非彼美吧?”

我說:“心里的小美,才是真實的美吧?”

她說:“嗯?”

我說:“比如,你覺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來,只要你真正這么想的,那就是好的。”

她說:“你怎么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們心里真實的美呢?”

我說:“我真實地知道自己心里確實不知道這個呀。”

她說:“朱老師這么狡猾啊。”

我說:“哪里,一講真話才顯得狡猾了。”

在這段對話中,繼之前取消了在空間上還鄉的可能性之后,又否認了一種線性時間意義上的“過去”。“我”若因在西湖長大就覺得西湖美,那便意味著“過去”是可以由“現在”而追溯到的“原點”。據此,“成長”便如同一個直線型的跑道,只要跑回去,就可以“認識”到它的美。這就像一個哲學、美學中的認識論問題:以上帝視角把握全局,把擴散的空間轉變為線性時間中前后相繼的點,每一個點,包括起點,都是可以認識的對象。但是,“我”沒有這么說,也就意味著,“故鄉”在“時間”上也是不可追溯的,無關浩浩湯湯的歷史進程般的宏大之美,如同人類社會從神話走向現代。相反,“真實的美”是“心里的小美”。于是“我”說:“比如,你覺得那一刻美,你拍了下來,只要你真正這么想的,那就是好的。”“瞬時”取消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界限。但是如果滯留于此,它便仍然是抒情,是趙太太朋友圈式的抒情,被“我”定義為“雞湯圖文”,因此,“心里的小美”“真實的美”通過二人對“真實”二字的調侃,再一次遭到否定。

她說:“你怎么知道帝王之美不是他們心里真實的美呢?”

我說:“我真實地知道自己心里確實不知道這個呀。”

她說:“朱老師這么狡猾啊。”

我說:“哪里,一講真話才顯得狡猾了。”

朱個在《暝色》中不再逗留于抒情,無論是風景中還是人物對話中;而是走向了針對抒情的反諷,反諷在于對“還鄉”“懷鄉”等終極價值一次又一次的延遲。在小說整體篇幅中顯得無足輕重的“故鄉”“還鄉”及“懷鄉”,不再是敘述者沉醉不知歸路之處。我們會說,它們(抒情)也許還能算作漫無邊際的夜空中閃爍的明星,就像這個時代里看似始終保持自身的理想主義,但是理想主義本身也成了我們時代英雄主義的自我嘲諷;康德式的“仰望星空”則成了道德律對自身的反諷。面對真實的“存在”,沒有什么是不易遭人遺忘的,遺忘反而真實,就像加繆的《鼠疫》,沒有什么“人道主義”,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輾轉、沉淪于復雜境遇之間。對于反諷者朱個而言,這是《暝色》對《在酒樓上》中魯迅式抒情的重組,也是面對歷史的輕盈感對面對歷史之重負的替代。

“正義”的困境與反諷

我們建構了《暝色》與《在酒樓上》的互文,其間存在一個“今”與“昔”的對照。除了與敘述者之“故鄉”有關的空間上的南/北,時間上的過去/現在,小說中還有很多其他有關時間、空間之“此”與“彼”的對照。但是它們無一例外地,都像南與北、有雪區域與無雪區域之間界限的模糊一樣地不可靠。正如小說結尾談起回南方的經歷,最后一次借景懷鄉、抒情時所說:

“我一直在疑惑,沒發現從無雪區域到有雪區域的那個交界處。明明剛才還有太陽,還把窗簾拉下的。”

在這里,一種“界限”消失的當代、當下之體驗取代了那個作為“過去”、作為“原點”而自足和無可置疑的本源。因為就在對此感到困惑之前,“我”提起了“開雪眼”。“開雪眼”這個詞中一種明明白白感覺到要下雪了的明晰性,由此成了無可挽回的追憶,連同這個詞所指涉的“江南”和“母親”的存在。現在再來看魯迅在《在酒樓上》對于南北的那番話:“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我”仿佛一個高居者、局外者,分清了南方與北方,也撇清了南方與北方,但當他說“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時,深深的遺憾所隱含的深層結構卻是深深的歸屬。然而在朱個看來,南與北是悖論,界限的兩面隨時可能轉向各自的反面。“暝色”本身就暗示了“界限”的消失,正如小說開篇提及黃昏時說:“北方小城的冬天,日色隱得飛快。剛剛還是一抹暖調,轉眼就陰沉了,沒有一條明白的界限。”小說第一段的抒情已經在經過自我反諷之后,產生了新的一面,暗示消失“界限”之后的“暝色”的混沌。正是在此基礎上,“正義”的討論也帶有了“暝色”的不穩定性。

由此我們發現,這早已不是《在酒樓上》充滿理想主義的二人獨白式的孤獨者形象及其對與客泛舟之蘇子的遙相呼應。在上面已經討論過的隱而不發的“還鄉”“懷鄉”主題下,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的正義、不正義之論斷,康德的物自體、星空和道德律,對于當代社會來說,也成了一個“故鄉”般的存在。它們也屬于過去、回不到的過去,屬于必然要歷經一次次反諷的過去。

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小說將其設置在一個個正在赴宴或是將要赴宴的場景中。宴會仿佛這個時代眾聲喧嘩的“復調”演練場,就像喬伊斯《尤利西斯》中古老的神話成了當代世俗生活永恒的回望與戲說的對象。即便是后來老趙與“我”在辦公室時,敘述者依然說:“他呷口茶,大概燙嘴,很快就放下了,神態好像是我們昨天還在一起吃過飯喝過茶似的。”在宴會或是一種宴會狀態中,人類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時以一種多元化的方式展開,以至于互相滲透而取消了靈與肉的界限。而這也呼應了“正義”界限的消失。

為了取消一種形而上學的意識對象,列維納斯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中舉了饑餓的例子。他的意思是,人餓了就要吃東西,因此,饑餓的欲望對象就是欲望要達到的終點,而毋須再追尋另一個占據高位的理念。(《從存在到存在者》)那么在宴會狀態中,人們對食物的欲望,在實現的同時又會立即產生,在欲望與對象之間幾乎沒有距離,無須任何尋視、反思、停留。因此小說中接二連三地提及餐桌上幾位老師舉杯、吃菜、動筷子等細微且自發的動作。而老趙對“正義”的討論就在這些不起眼的動作之間。

面對“正義”這樣一個頑固的詞語,宴會中人們的動作、行為所形成的動態就像一個個突發事件,延遲了“嚴肅”空間的形成和對“正義”進行定義的可能性。當老趙說,馬克思最杰出的優點是沒有把“不正義”的帽子扣到資本主義頭上時,敘述者是頗有些惺惺相惜的:“老趙的口吻輕飄飄,回答的內容又比較沉重,仿佛他講的那些詞語介入了日常生活——局上的氣息,就好像不得不讓人們要挺起腰板吃這頓飯一樣了。”但是最終,在宴會情境的流動性中,人們并沒有挺起腰板,吃飯就是吃飯。于是緊接著,裘老師稱贊老趙有才,隨即將手里的筷子向一條魚伸去。而老趙只能轉向“我”。一種后形而上學語境下的日常生活之“沉淪”使得形而上學的“正義”面臨困境。這便形成了小說對“正義”的第一層反諷。

《暝色》對“正義”的第二層反諷在于,它敢于一次比一次滑稽地討論正義、物自體和公平。就像敘述者在小說最后說的“在這種地方談正義比在酒桌上談更加顯得滑稽”。這里說的“在這種地方”已是五年后。上一次在酒桌上對馬克思的正義觀欲罷不能的,還是五年前的老趙。小說在后面通過趙太太告訴我們,馬克思、康德等“只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讀物”。我們并不知道是哪個時代,小說對此也有意欲說還休。也許是與“我”在北京讀書時遇到的那位談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老師同處于一個時代。那位每到課間就坐在講臺后面彎著腰低頭啃餅干的老師談起馬克思也像老趙一樣地“欲拒還迎欲罷不能”。他們的“亦莊亦諧”顯然是一種“沉淪”中的“自珍”,就像是還帶著一些理想和真實,并且正如敘述者所說,也不憚于表達一下這種真實。由此一個對照出現:一個敘述者按下不表的時代和當下已然沉淪的時代。

如果說這時候的老趙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于曾經讀馬克思和康德的時代依然存有無限懷想的話,那么五年后,經歷了患病、換腎的他,作為面對生命之脆弱的病患,也作為一個最終的利益既得者,則無可挽回地在現實中栽了理想主義的大跟頭。此時出現的一個消解“正義”的場景,就像小說最后老趙說的,是一個“屠宰場”。“屠宰場”的比喻,讓人想起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說:自然狀態下,人們在自然平等的條件下,面臨同樣的將要死亡的恐懼,由此引發力量較量的戰爭狀態。這種殘酷的較量則含蓄地表現在小說借老趙換腎而讓人聯想到的器官交易事件中,只是在這背后是種種看不見的力量和看不見的權力、運氣的不平等。所以老趙苦笑道:“搞到手不是一個問題,能不能早點搞到手才是一個問題啊。”小說中,給老趙腎的是一個剛拿到駕照就出了車禍的年輕女孩兒。“有角膜,有肝,還有心,都分掉了”,暝色對此的描述也暗合了“屠宰場”的意象。

在康德哲學中,因為“物自體”不可知,我們知道人類理性的有限性;但也正是因為如此,被懸置的理性,就像是一種無限的“崇高”,仍然被放在了柏拉圖的“理念”、亞里士多德的“至善”,基督教的“彼岸”,或是內心最高的“道德律”中,成為對現世生活的限制,為一種積極的道德自由提供引導。而在小說所表現的當代日常對話中,高懸在至善倫理中的理性,反而成了對自身的反諷。比如“我”與老趙在對話中對康德的“物自體”的調笑。現實的真實是,理性和正義無法自持,隨時可能走向各自的反面,談論正義本身不是正義的,就像老趙在小說結尾處的質問:“我們說的哪句話不是自認為出于正義啊?”

由此,所謂“出于正義”,就像敘述者告訴我們的,老趙“一會兒馬克思,一會兒康德,對孩子的成績漠不關心,關心的是和生活沒有關系的東西,甚至說不上是‘東西’,只是一些荒謬的名詞”。這些荒謬的名詞沒有辦法指向現實情境。現實始終處于正與反的張力中,它只能表現為每時每刻的“溢出”:超出種種義務、責任、美德,以人與人之間的感性關聯、細微神態、動作,乃至于“說話”替代之。由此,便引出《暝色》對“正義”的第三層反諷,即貫穿小說始終、但總是處于幕后的三角關系。無論是五年前三人都在場的宴會上,還是五年后老趙與“我”在辦公室里,“我”與趙太太的曖昧關系在小說中通過種種細節描寫成為整部小說旁逸斜出的全部插曲。

反諷如何自由?

反諷者只能不斷反對自身。如果我們回頭再看老趙對馬克思的描述,會發現,老趙的馬克思本人也許也是一個反諷者。他說,“馬克思取消了永恒正義”,“馬克思忍住了,沒有說資本主義不正義”,這就像小說結尾處,老趙也忍住了對不正義的批判,只是說,“沒有愛的正義就像一個屠宰場”,屠宰場成了最后在灰色天空中唯一顯現自身的東西。它帶來的最后詰問是:即便“正義”不可能,今天的我們,又能憑借什么去批判“不正義”?批判的自由還是否可能?反諷到底是游戲還是自由?如果說康德哲學中的“自由”是指一個成熟的人,以至高道德為旨歸的實踐理性。那么,對此的反諷所獲得的自由究竟能否具有一種倫理承擔?又或者,它是否只能走向一個不斷否定自身的能指滑動的游戲中?

這可能是《暝色》無法給出答案的問題。而給出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也不是文學力所能及之事。但是小說通過兩人視頻聊天討論了“名字”的問題,卻是引人深思的。我們說,“我”與趙太太的曖昧是貫穿始終的一個絕妙的反諷。但是這種曖昧也像“暝色”一樣的不穩定。他們誰也沒有真的越了雷池半步。關于他們的視頻聊天,敘述者描述道,“她朝我笑了一下。畫面有延時,她的笑容在某一微秒時是卡住的,這讓她的笑容看起來不像是在面對著我。好像面對的我,依舊是一個人工智能什么的,或者我是人工智能模擬出來的三維影像,反正好像我不是個活人。”隨即又說,這是一種“性冷淡”的樣子。之后對“性冷淡”的討論,實際上揭示出的是反諷者的困境。

首先,就像同性戀者無法擺脫社會將其視作“他者”的眼光,反諷者自身也沒有辦法擺脫它反諷的對象。其次,就像同性戀者的偽裝,反諷者只能在一種游戲狀態中調整自身和對象,卻無法確認它們。第三,正是反諷和它所反諷的對象之間的永恒張力,使得我們說的本源、界限、定義變得不可能,那么世界就成了一張相對主義之網,絲毫沒有力量。

認識到反諷者困境的朱個,也許并沒有試圖用無限的反諷取代永恒的正義。因為在最后,“我”的名字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朱喻明”三個字,就像是一種力量的隱喻。趙太太用一種艱難、“愚拙”,甚至隱約帶有些詭異的溫情的方式,在胸口寫“我”的名字。“我”借此重新認識的那個自己和“x小姐”,成為了一種無限的“喻體”本身,由此,趙太太的“高潮”也成了一個隱喻,像是以隱秘的身體和欲望的方式,擺脫了反諷者的性冷淡,給了這個時代一個最恰逢其時的回應。這個回應所顯示的,不是什么問題的答案,而是,永恒的問題本身。

我與誰是同時代人?

在法蘭西學院一次講座的筆記中,羅蘭·巴特說,“我與誰是同時代人?”“也許日歷并不能給出答案。”《暝色》中提及的“時代”,是我們最后要討論的問題。老趙與“我”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其實,我一直覺得你身上有天真的一面。”

老趙:“你說的那個是時代的烙印。”

我:“我們算是一個時代的人吧?”

老趙:“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學?”

我:“九一年。”

老趙:“兩代人。”

老趙與趙太太一樣,確實存有一種對過去時代認真的懷想,前者斬釘截鐵地認為自己與“我”是兩代人,而后者也說,胡塞爾海德格爾黑格爾等“只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讀物”。但是,這種時代的斷裂感在“我”看來,就像種種界限、定義一樣地不可靠。因此對于老趙“兩代人”的斷言,“我”只是“笑著說:“兩代人,兩代人。也不早了,我收拾收拾,咱們出去找個地兒吃飯?”而面對趙太太談及的“時代”,“我”則在微信上“發過去一個呲牙笑臉的表情”。此外,在另一段有關理想主義的討論中,老趙說趙太太理想起來像古人,而“我”認為,“理想主義跟時代沒關系”。

開篇我們說,“暝色”背后是朱個以“個人才能”重組“傳統”的力量。因此,除了自由以外,這還是一個有關歷史的問題。理想幻滅者對于過去理想時代的相信,使得時代在他們看來是斷裂的,傳統是故鄉之美、是正義之光,現代則是遺失和失落。因此,在他們的邏輯里,改變現狀就像回到過去一樣的不可能。而當朱個說“理想主義跟時代沒關系”的時候,她實際上恰恰是時代斷裂說的反對者。也許朱個想要尋找的,是一種“同時代性”。這種“同時代性”意味著,無論是小說中按下不表的那個時代,還是三人共在的現在,抒情不僅僅是過去的事情,沒有理想也不是當代獨有。由此,趙太太的抒情與北島1976年的《回答》在文本中得以并置;老趙換腎的故事與過去“舅媽”的經歷并置;“師道尊嚴”在兩個時代間切換;而當“我”看到毛茸茸一片、又凄涼又美的白楊時,對茅盾1941年的《白楊禮贊》產生了懷疑。

因此,傳統對朱個而言不再是虛構的實體,“同時代性”則意味著一種站在自己時代之外,發現時代之連續的可能性。正像后來阿甘本在談到同樣的話題時說的,“同時代人是緊緊凝視自己時代的人,以便感知時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對于那些經歷過同時代性的人來說,所有的時代都是黯淡的”。

最准一波中特免费 七位数历史开奖查询号走势图 时时彩app有哪些 易购彩app老版本 双色球基本走势图下載 宁夏11选呀5推荐号 新时时选号帮手 在线极速时时彩计划网页版 88极速时时彩走势图 黑龙江快乐十分推荐号 重庆时时五星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