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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弄潮兒”:傳承吳越文化之“根” ——李杭育“文化尋根”小說的當代價值

來源:光明日報 | 雷水蓮  2019年04月17日07:45

現代文明人的文化尋根之旅,往往起始于對人類理想狀態的懷念與留戀,表現出對原始純真年代的熱切回望。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文壇掀起的一股文化尋根熱潮,曾經成為當時重要的文化現象,充滿著現代人被異化的憂患意識以及原始與現代的對話感。浙江作家李杭育以其“葛川江系列”小說被列入“尋根文學”陣營里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說對吳越文化的尋根,特別是執著于對水文化的描述,透過“弄潮兒”意象的思索與追尋,彰顯文化的獨特魅力,即使在當下,仍不失觀照、傳承民族文化的獨特意義。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談到小說創作的內涵主要是表現社會生活、人物的人生意識和歷史意識,更深一層則是文化背景,主張每一個作家應努力開鑿屬于自己腳下的“文化巖層”。由是許多尋根作家遂有對開掘“文化巖層”的獨特體認,如鄭萬隆在《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從植根于“文化巖層”說起》一文中,就認為文學有“根”,“根”就在自己腳下的“文化巖層”。李杭育自幼生長于吳越文化圈內的錢塘江畔,根基深厚的吳越文化就成為他用力開掘的文化巖層。錢塘江作為浙江的母親河,孕育了深湛、厚重的錢江文化,集中展現了吳越文化的基質與品格。李杭育用文學尋根,很自然地也會把吳越文化,特別是體現其基本特質的“水文化”納入表現范圍之內。

李杭育是在錢塘江的支流富春江之濱開始創作的,他在這里生活多年,似乎有一種對于水、對于江河湖海與生俱來的親和與敏感,于是也就有用文學表現水與水文化的癡迷與執著。富春江兩岸山色青翠秀麗,江水清碧見底,南朝梁文學家吳均在《與朱元思書》中稱其為“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是故這里文人學士不絕如縷,有“清流美士,余風遺韻相續”的說法。然而,李杭育的富春江書寫,卻與傳統的“清流美士”大異其趣,其志不在寫江色秀美,而是對這座豐富“文化巖層”作了深層開掘。

李杭育在其散文《幻想富春江》中稱自己對江河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有一種“等待傾聽的心情”。其“傾聽”最多、最為關注的,是富春江人的前世今生,把人們的生活作為文學審美對象,努力開鑿這片“文化巖層”的豐富文化內涵。小說《最后一個漁佬兒》《珊瑚沙的弄潮兒》《葛川江上人家》《人間一隅》等均以“葛川江”代名,書寫了錢塘江(富春江)一帶人們(漁民、水手、少年等)生活的原始與質樸,艱辛與快樂,以充滿詩情的筆觸抒寫了富春江人的生存方式變化,也表現了錢塘江文化的博大內涵及其歷史變遷。無論是富春江人的生活、生存描述,抑或是諸多文學形象刻畫,都集中顯現作者對吳越文化精神的獨特表達。其中對“弄潮兒”形象的創造,最引人矚目,其所蘊含的吳越文化精神也特別鮮明。

李杭育被譽為20世紀80年代“文化尋根”的一位身手頗健的文學弄潮兒,以書寫“弄潮兒”而馳名。其小說以“葛川江”為主要表現場域,生動勾勒錢塘江畔吳越人家以農耕、舟楫為主的生存方式,傳遞出對過往生活的憂思又不乏對吳越文化的深深眷戀。而“弄潮兒”形象的創造,內中蘊含著挺立潮頭、敢為人先、聰慧靈動的精神品格,在相當程度上是吳越文化的精神特征,勇敢的“弄潮兒”已然成為撼動生命的一道最美風景,這無疑是他努力尋找“葛川江”之魂的重要發現。追尋錢江潮上的“弄潮兒”,是其小說的一個整體象征。

在李杭育小說中,《珊瑚沙的弄潮兒》是描繪“弄潮兒”最出色的一篇。作品開頭就有對“弄潮兒”習性的精彩、細膩的描寫。葛川江一帶以漁人居多,“弄潮兒”多為十二三歲的男孩,本地話叫“小官人”,就是小說開篇寫的那些在沙灘上提簍、操網、“搶頭潮”的孩子。這些孩子深諳水性,在驚濤駭浪中總能履險如夷;他們都有機敏的眼光,總能在洶涌的急潮中“搶”出魚米蟹蝦。弄潮小孩經大潮磨礪,成長為弄潮老頭,仍有對孩提生活的眷念。后來有三次機會上岸,他們都不愿離去。《最后一個漁佬兒》描寫的執著堅守江河的漁民,使人聯想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那位風燭殘年仍與大海苦斗的老漁夫的命運。這些小說雖不都是對漁人生活的贊美,但作品有機融合了吳越人機敏、靈動、奮力拼搏的精神,恰是當代人需要鑄就的精神品格,尤其是挺立潮頭、敢為人先的精神,更是改革開放年代不可缺失的。

李杭育對漁人生涯及由此滋生的“弄潮兒”形象書寫,表露出肯定與惋惜兩種心態。“弄潮兒”作為勇敢搏擊的精神象征,自然是作家執著贊賞的對象,但身處當代社會,當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現代文明取代,置身其間的自然生存環境也與過往迥然不同,如果只是一味迷戀過去,就會與時代格格不入。李杭育的小說之所長在于,透過對當下漁人生活的描述,思索背后潛藏的問題,探究人物未來應有的走向。

小說《珊瑚沙的弄潮兒》中已然不是一味地描寫“弄潮兒”的勇敢與無畏,其書寫的文學主題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文明的進展與人自身行為方式的矛盾,即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許多生命個體中應該葆有、值得傳承的特質已日漸淡化或者在不經意間消逝。小說中男主人公康達回望年少的記憶時,內心就充滿矛盾,甚至不無憂傷。浸淫在都市文明中的他最迷戀的依然是年輕的葛川江,最心馳神往的還是每年夏天到珊瑚沙去搶“頭潮”,可城市文明已經讓現在的孩子少了與生俱來的蠻性,不會撒野,更不會下灘“弄潮”,“弄潮”生活難以承續。這里就既有對吳越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的眷顧和依戀,也有對漁人疏離時代征象的焦灼與悵惘。《最后一個漁佬兒》中的主人公福奎最愜意的生活就是吃飯、睡覺、下滾釣,一成不變。他之所以成為漁人中的“最后一個”,是因商品經濟來襲,葛川江的“漁佬兒”都上岸成了“莊稼佬兒”,原有的生存方式不能不有所改變。小說描寫葛川江變革的必然性,旨在表達吳越人在變革大潮面前的最初覺醒。《人間一隅》寫江城居民對大江有種特殊的感情,寫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生,極富詩意筆觸,表現了在改革年代傳統遺存美好風尚的承續,有其獨特寓意。

事實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李杭育企盼的圖景,并非不可能實現。以其贊賞的“弄潮兒”而言,仍不失當代意義。作為生存之需的“弄潮”,經歷史演變逐漸衰落,而代之以“觀潮”。隨著休閑時代的到來,“弄潮”已經演變成一項極具觀賞性的體育運動。錢塘江潮的主要功能,也已表現為“弄潮”與“觀潮”共生共舞的壯觀景象。在時代轉折之際,文學除了表現“弄潮兒”精神外,還有更深廣的內涵有待拓展,這需要致力于表現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家進行深層思考。

李杭育的小說大多表現兩重內涵:“蠻荒的生存”與“文明的誘惑”。既表現了兩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對“弄潮”本質的精細把握。錢塘江上的“弄潮兒”實為勇立潮頭的浙江精神的象征,其意義也含有對未來的思考。如今錢塘江的觀賞價值(“觀潮”)永遠存在,它的衍生文化(“弄潮”精神)也不會老去。就藝術表現人的精神狀態而言,“弄潮兒向濤頭立”,是一種美的表征,用文學表現“弄潮兒”仍具有很寬闊的藝術空間。

(作者:雷水蓮,系浙江水利水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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