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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加速社會”語境下中國“70后”作家的突圍之路

來源:《西部》 | 田振華  2019年04月17日00:46

“這么兇,這么快,這就是現代。”這是阿來在《空山》中借助流浪詩人之口唱出的時代的聲音。

的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急劇變遷的時代。正如德國加速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所指出的一樣,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科技、信息等的進步,世界進入了一個“加速”時代。而羅薩在中國旅行兩周后描繪了這樣一副社會圖景:“如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變化得如此劇烈。高度現代的大城市正被一種獨一無二的效率和競爭壓力所統治,與此同時,許多人口稀少的村莊的時間卻好像停止了一樣。”[1]無疑,中國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加速社會”。而這種“加速社會”最明顯的時代特征就是改革開放。40年前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使得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迅速成為經濟、科技和信息強國,社會的變遷、觀念的更新摧枯拉朽般不可抵制。

巧合的是,近年來成為學術界熱議的“70后”作家群,就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在年齡結構上,他們已經成為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當中,最小的接近40歲,最大的則將近半百,可以說,他們已經進入文學創作的黃金階段。事實上,近年來,他們也以較為豐厚的創作數量、較高的創作水平,書寫著屬于他們這一代的時代經驗、審美追求和藝術夢想。徐則臣、葛亮、魯敏、喬葉、李師江、梁鴻、付秀瑩、魏微、李修文、王十月、盛可以、朱山坡、田耳、石一楓、葉煒、馮唐、東君、路內、張忌、金仁順、李駿虎、張好好、朱文穎、李浩、弋舟、阿乙、哲貴等一大批“70后”作家都有長、中短篇小說問世,并得到學界的較大關注和認可。他們的創作也無不打上了“改革開放”最為直接和鮮活的烙印。改革開放初期和上世紀90年代,正是他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們的童年經驗和人生稟賦也許在那時就深深地扎根在他們心中。正是因為較為良好的社會發展空間和經濟條件,“70后”大多數作家在青年時代都能接受較為良好的正統教育,進入新世紀,則是他們接受文學洗練和進行文學創作的時期。實際上,在世紀之交,衛慧、棉棉等“70后”作家就以一種“異樣”的方式引起文壇極大關注,但那種傾向于身體寫作、女性寫作或追尋市場化的寫作方式僅是曇花一現。而“70后”作家的集中發力則是在近10——15年間。近五年來,更是每年都有多部“70后”作家創作的作品引起學界高度關注。

可是,近年來,評論界在認可“70后”作家創作成績的同時,更多的是對“70后”作家未來的期待,換句話說,當下“70后”作家的創作并沒有達到評論家們的預期,或者說沒有達成評論家心目中對“70后”作家要求的辨識度或區分度。在《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針對“70后”作家及其創作的“專題批評”中,評論家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對“70后”作家的創作產生了焦慮和擔憂,僅從題目上就可見一斑:劉艷的《“70后”作家離經典化有多遠?》認為“70后”作家及其創作距離傳統意義上的經典還有一定距離;李遇春的《“70后”:文學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認為當下“70后”的創作還很難被文學史接受;郭洪雷《“70后”作家的命數及其他》認為“70后”作家面臨諸種尷尬的命運……“夾縫中生存”“艱難中突圍”“中間代”“過渡的一代”等這些話語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創作上。整體而言,“70后”作家從早期的不被關注到被關注后的“被焦慮”,一直以來都沒有取得過像“50后”“60后”、乃至“80后”作家那樣被充分認可的待遇。那么,“70后”作家何以面臨這樣的命運,他們能否擺脫這些現實問題,從而實現自我突圍和超越呢?這種自我突圍與超越的可能性和限度又有哪些?也許,這些都是當下“70后”作家所要面臨的最為棘手的問題。

“加速社會”“70后”作家的成長環境及其創作走向

為何“70后”作家的當下創作另評論界產生焦慮,為何“70后”作家遲遲不能創作出評論家心目中的引領潮流的“扛鼎之作”?在我看來,必須先從“70后”作家們整體的成長環境說起。時代背景、童年經驗和個人成長經歷對作家創作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家張煒在一次對談中就曾說過:一個作家的稟賦、性格、創作風格,也許在20歲之前就已經注定了,后來的變化總能在他的童年經驗中找到影子。此外,按照“發展心理學”的解釋,人的記憶一般要從5歲左右才真正開始,作家對自我成長環境的印記也要從5歲左右才能真正形成,5歲之前的記憶雖然也對作家產生影響,但那種影響大都是無意識的,至少那時的成長環境在作家的記憶中基本處于模糊狀態。那么,按照張煒的說法和“發展心理學”的解釋,一方面,“70后”作家有著什么樣的童年經歷,他們面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則是必須要首先挖掘和分析的;另一方面,就文學創作而言,“70后”作家面臨怎樣的文學環境也是必須要說明的。

縱使從1970年出生的作家算起,5歲時的他們面臨的也是文革的臨近結束和改革開放的即將執行。也就是說,“70后”作家基本上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改革開放40年來,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不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中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僅從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在幾十年內迅速成為世界第二來看,就可以看出發展變化的速度是多么驚人。如果說哈特穆特·羅薩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由科技和工業引領的幾百年的快速發展定義為“加速社會”,那么中國改革開放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數百年的“任務”,則完全可以看出中國的這種“加速”更為急劇和猛烈。在這種“加速社會”當中,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使得“70后”作家不曾有過“50后”“60后”作家那種物質極端匱乏的經歷;觀念的更新和意識形態的變化,使得“70后”作家也避免了“50后”甚至部分“60后”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他們沒有經歷過下放,甚至在開始有了記憶之后,也沒有見證過父輩們下放的經歷;改革開放后教育環境的改善和教育政策的落實,使得“70后”作家大都經歷過較為系統和良好的教育,他們由此可能有著較為開闊的視野和較為充足的知識儲備。如果說表面上看,改革開放的推廣和市場經濟政策的執行,更多地體現在經濟領域即物質的極大豐富上,那么在人的精神領域則更多表現出的是走向個體化和原子化狀態。總之,相比較“50后”“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有著相對較為優良的成長環境,人生中大多不曾經歷過大起大落,也沒有見證過民族災難。如果說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創作需要以生活為底本,那么這就使得“70后”作家很難寫出那種“史詩性”的、引起民族集體共鳴的鴻篇巨作來,也就不難解釋為何“70后”作家的作品中更多表現出的是改革開放背景下的日常敘事或個體化敘事。近年來,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王成如海》、魯敏的《奔月》、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借命而生》、梁鴻的《梁光正的光》朱山坡的《風暴預警期》等小說無不是如此。作家們對當下多樣的、繁瑣的、快節奏的日常生活樣態予以呈現,表現出當下時代人們細碎的心靈體驗,感悟著急劇變遷的社會現實讓當下人們無法產生集體上的共鳴,表現著“加速社會”背景下過分注重物質利益而使得人性變得浮躁、焦慮甚至異化。《奔月》中主人公不顧一切的出逃一方面展現的是人性中逃離現實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出主人公滿足自我體驗的自私追求;《梁光正的光》對父親內在心靈需求的揭示反應作者觀察生活之細致。縱使偶爾有部分作家依靠家族記憶或書本資料等寫出了歷史題材或“長河式”小說,但由于缺乏個人切身經歷,則很難寫出或超越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古船》、阿來的《塵埃落定》式的“史詩級”作品。從這一意義而言,我認為,不是像部分評論家指出的那樣,“70后”作家不具有開拓性,也不是他們沒有先鋒意識或家國情懷,實則是時代的使然和作家的個人經歷決定的。一個作家的創作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和自我經歷。甚至,在我看來,很多評論家預言也許“70后”作家是大器晚成的一代,認為他們可能在未來會創作出評論家心目中的理想作品來,也只是評論家對“70后”作家的“理想”而已,現實實現的可能性則并不樂觀。實際上,那些真正致力于文學追求的年近半百的“70后”作家群體進行創作時,哪一個不是用盡渾身解數呢?哪一個不是想盡一切辦法將自己的童年經歷和對藝術的感悟挖掘殆盡呢?相對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70后”作家們,又有幾位不知道也許他們永遠也寫不出陳忠實、張煒、阿來式的“史詩級”作品呢?在這里,筆者不能斷言“70后”作家未來如何,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當下的狀態就是“70后”作家所能呈現的最好的狀態,換句話說,這就是“70后”作家該有的狀態。

相比較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加速社會”而言,“70后”作家所面臨的文學創作環境也是他們形成當下創作樣態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在21世紀的今天,生活現實遠比小說還要陸離、生活荒誕遠遠超出小說荒誕的時代,作家為何創作、如何創作?這是作家必須追問和思索的當代性課題。”[2]“70后”作家創作的發力最早要追溯到新世紀之后,甚至他們的集中發力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前后才真正開始。也就是說,向前看,“70后”作家不僅是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期”沒有趕上,沒有經歷過文學被朝圣的時代,也不曾體驗那時被仰慕的文學家的心靈,沒有趕上以“50后”作家為代表的傷痕、反思體驗以及尋根情懷,也沒有趕上以“60后”作家為代表的“先鋒”或“新潮”體驗,而且甚至連上世紀90年代文學回歸自我本位的狀態也不曾真正切身感受過,那種新歷史、新寫實、新狀態文學在“70后”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時也已經走向落潮。他們甫一現身,面臨的不是思潮流派的持續更迭,也不是文學極具社會價值的時代,而是文學處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呈現的邊緣化狀態,或者部分批評家所認為的文學該有的狀態。正是因為如此,“70后”作家既創作不出具有較多社會價值意義的作品,也更無法引起社會普遍的共鳴。向后看,當“70后”作家們還在鄉村和城市書寫間徘徊時,還在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掙扎時,還在追求文學價值和市場價值之間猶疑時,“80后”甚至“90后”作家紛紛以各種新穎的樣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甚至依托其別樣的風格和市場化效應,其風頭大有掩蓋“70后”作家之勢。以韓寒、郭敬明為代表的青春敘事和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新通俗文學的誕生則極大地搶占了文學的受眾,使得“70后”作家們處于批評家所言的極為尷尬的狀態。也就是說,這時的“70后”作家既寫不出“50后”“60后”作家的“史詩性”“民族性”的作品,又不能像“80后”“90后”那樣搶占市場先機,“70后”作家們儼然成為了一個價值作用不凸顯的,由“50后”“60后”向“80后”“90后”“過渡”的孤獨者。筆者認為,這就是“70后”作家無法得到批評家認可最大的原因之一。但是,縱使是“過渡”的一代,如果沒有“70后”的承前啟后,也不會有“80后”那么干脆的斷裂。文學內在的發展規律是循序漸進的,每一代作家有每一代的使命和責任,“70后”作家承擔了屬于自己的職責,也寫出了屬于時代的聲音,只是這種聲音在各種主流話語面前顯得沒有那么沉重或高昂。

此外,在當代文學史的維度上,“70后”作家同樣不能得到文學史主流話語的認可。“‘70后’文學如何入史,這是一個尷尬的難題。”[3]進入文學史的前提是作家及其作品要經受住“經典”的考驗,而從傳統上對“經典”的定義而言,走向個體化、日常敘事的“70后”寫作無法與“50后”“60后”作家創作的思想性、深刻性、史詩性和民族性想比;而從當下文學創作熱潮來看,“70后”作家創作又缺乏“80后”“90后”創作的先鋒意識和搶占市場的能力。也就是說,在“經典”的道路上,“70后”作家既無法超越前輩作家,又被后輩作家所超越。這樣,按照當下的經典判斷標準和文學史話語,“70后”作家處于全面敗落的樣態。筆者認為,一方面,這是時代的使然,也有“70后”作家自身的責任,但另一方面,評論家的苛刻要求以及在經典和文學史認知上的話語霸權也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70后”作家如何走出困境

“70后”作家真的只能這樣了嗎?難道他們注定只能成為“過渡”的一代,而無法完成對自我和他人的超越嗎?究竟什么才是“70后”作家獨有的經驗,他們在未來沖出突圍的可能有哪些?一代作家,按照當前的審美標準和創新性要求,要想得到普遍認可,必須寫出這一代獨有的時代體驗、審美追求和內在人性。近年來,張麗軍、謝有順、劉艷、郭洪雷、李遇春等多位“70后”批評家都對“70后”作家給予高度關注,一方面,他們對當下“70后”的創作予以批評和審視;另一方面,也對“70后”作家的創作存有擔憂甚至焦慮,心中寄托著對“70后”作家的厚望。那么,面對評論家們的擔憂,以及時代和成長環境的局限,“70后”作家還能從哪些層面取得突破,進而走出相對尷尬的困境呢?筆者認為,首先,改革開放摧枯拉朽的進程,使得中國外在的城鄉,內在的倫理、文化、人性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而“70后”作家作為能夠親眼目睹這一變化的最年輕的一代,他們的童年經驗幾乎全部包含在這種變化之下,使得他們成為書寫這一變化最為恰當的作家群體;其次,作為第一代較為完整接受系統教育的“70后”作家群體,知識分子書寫應當成為他們最具優勢的書寫空間;再次,改革開放的執行,也使得“70后”作家成為第一代可以較早走出國門的群體,這就使得他們可以較為集中并率先寫出更具世界視野的作品來。

整體而言,改革開放的大變革、大轉型時期,中國尚處于“舊的倫理文化正在崩潰,而新的倫理文化還沒有形成”[4]的階段。雖然“50后”“60后”作家也以不同方式書寫著改革開放背景下的城鄉、倫理變遷,但他們多站在鄉村啟蒙和城市批判的角度進行書寫,缺乏對當下城鄉變遷第一線的集中描繪,反而“70后”作家則完全可以憑借童年經驗和知識背景寫出屬于自我內心深處的中國城鄉變遷史,實際上,他們對自我成長經歷的書寫,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改革變遷的書寫。一方面,隨著科技和信息化程度的加強,當下中國鄉村和城市變遷的速度是驚人的,要想真正抓住這種變遷的內在肌理,需要作家具有觀察甚至跟蹤現實的能力,從體力和精力的角度來講,正值當年的“70后”作家,對于這一深刻變遷的書寫也許是最具有優勢的。因為“50后”“60后”作家隨著年齡的增加、精力的衰退乃至觀念的固化,必然會降低他們跟蹤現實的能力以及由此引發的創作激情。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當下“50后”“60后”持續的創作產出和高質量的作品問世,反而并沒有產生衰退的跡象。但是,這并不影響“70后”作家在這一創作主題上對他們的超越,或者從理論上講,“70后”作家應該承擔起這一重任。實際上,近年來,“70后”作家們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付秀瑩的《陌上》、葉煒的“鄉土中國三部曲”、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作品都在這些方面給出了思考。《陌上》中寄予了作者對中國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化;“鄉土中國三部曲”則致力于展現鄉土中國百年來的深刻變遷;最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中,作者梁鴻以非虛構的方式記錄并表現了中國當下鄉村衰敗的現實肌理和內在隱憂。“梁鴻敘述的‘梁莊’,是重新認識這個龐然大物般正在發生著‘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古老鄉土中國現代轉型的一把鑰匙,是覷看面目模糊、雜亂無章而又混沌幽暗的被現代性遺忘與遺棄存在的一面鏡像。”[6]梁鴻的非虛構寫作成為“70后”作家沖出突圍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之一,也展現出這一代作家在觀察生活、深入生活方面的用力之深。

近年來,知識分子書寫越來越成為作家們關注的對象。近期“60后”作家李洱的長篇巨制《應物兄》甫一發表,就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可和好評;2014年“50后”作家閻真的《活著之上》也曾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并獲得首屆“路遙文學獎”。但是,不得不說的是,相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在精神以及價值觀念等方面的深刻變化,不論是作品數量還是質量,當下的知識分子書寫仍舊略顯不足。筆者想說的是,相對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作為第一代較為集中接受系統教育的作家,在未來,也最有可能成為大量寫出知識分子題材、高校題材作品的作家群體。知識分子群體作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先知先覺者,其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變遷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思想和價值觀的走向,同時,近年來隨著高校的擴張,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絕大多數“70后”作家作為知識分子成員之一,理應關注并著力書寫知識分子群體。如果他們在創作中能將知識分子自我經歷、見聞和心靈變遷融入“加速社會”中來,也許甚至必然能夠發現更為廣闊的書寫天地。但是,就當下而言,雖然如身居高校多年的葉煒等“70后”作家也開始著手這方面的嘗試,但筆者還沒有發現哪位“70后”作家在知識分子題材書寫上取得較高的成就,這不得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此外,正是因為“70后”作家自身具有知識分子的底素,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較為系統的知識儲備,如何充分調動中華傳統文化的元素為當下創作服務,也是“70后”作家需要認真考慮的。正如近年來,魏微、付秀瑩、弋舟等“70后”作家在作品中對中國抒情傳統的現代轉化一樣,“他們面對物質與商業的情感態度,面對古典文化的體悟與理解,面對自我時的批判和內省,包括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和轉化,極大地擴展了這一代人的情感書寫疆域,也為他們的寫作建構起了新的行情風格。”[6]可以說,這是“70后”作家利用自我優勢進而走出突圍的重要體現。

作家要寫出屬于一代人的經典作品,除了要抓取一代人的獨特經驗外,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具備更為開闊的視野和胸懷。“70后”作家作為沒有文革創傷體驗并作為完整經歷改革開放的第一代,同時作為接受系統教育的第一代,可以說相對于“50后”“60后”作家而言,他們在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雖然,莫言、賈平凹、余華、畢飛宇等老一輩作家在創作過程中,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學的營養,但是他們大多都是從書本中得來的間接經驗。當然,所謂文學創作中的“世界性”視野,并不是有了海外經歷就可以寫出具有“世界性”視野的作品,而是在全球化和急劇變遷的時代,只有在充分了解世界大勢和文學走勢的前提下,才能寫出既飽含中國經驗,又兼具“世界性”視野的文學作品來,才能經得起時代和歷史的考驗。“70后”作家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就是一部近年來涌現出的為數不多的體現“世界性”視野的長篇佳作,體現了主人公“到世界去”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國當下文學“走出去”方面,“50后”“60后”作家雖然已經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但由于他們天然的局限,仍舊不太理想,而“80后”“90后”的寫作相對較為輕盈,又很難得到國外的高度認可。這樣,也許“70后”作家的“世界性”視野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學創作,能在中國文學“走出去”方面貢獻獨到的力量。

當然,毋庸置疑的是,不論是對城鄉、倫理變遷的書寫,還是對知識分子題材的深度挖掘,亦或是作品中體現出的“世界性”視野,都需要“70后”作家們來進行實際思考和操作,也許他們已經考慮從這些方面進行努力,也許沒有考慮,但不論如何,在當下的主流話語面前,“70后”作家要想沖出突圍,進而擺脫尷尬的局面,必須進行大膽的嘗試和懷有敢于斷裂的決心,如果只能沿著當下所具有的寫作慣性慢慢滑行,也許真的會成為“過渡”的一代。

結 語

當然,一出場就面臨文學邊緣化的“70后”作家一代,也許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過于沉重。就當下評論界對他們的過高要求而言,也許也稍顯苛刻。我們不能把這種擺脫“邊緣化”的重任全部放在“70后”作家身上,也不能把當下文學缺乏社會效應的責任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更不要把當前嚴肅文學的不景氣樣態全部怪罪到“70后”作家身上。實際上,就當下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學書寫的個體性和多維度而言,任何作家都很難甚至無法寫出讓所有受眾普遍認可的文學作品來。社會階層分化的日益明確也使得作家們只能將觸角伸向較為單一或專業的領域,這是時代的使然,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換句話說,“‘70后’既無法形成‘歷史共同體’,也無法形成‘情感共同體’,只落得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7]如何確定屬于這一代的“歷史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也許是“70后”作家面臨的最大的難題之一。也正是因為這一難題以及當下“70后”作家創作呈現的個體化狀態,評論家們的集體焦慮也許很難解除。當下“70后”作家也不可能為了解除評論家的這些焦慮而集中起來按照評論家指出的道路進行創作,這也某種程度上說明了“70后”作家和評論家進行交流、對話的必要性。相對于對“50后”“60后”作家的關切程度而言,批評家也應當更多地關注“70后”作家的創作,給以“70后”更多地關注和批評。但無論如何,當下“70后”作家確實面臨著較為尷尬的困境,這種困境也許不是一時能解決的,但是有擔當的“70后”作家們,不論是否按照評論家們指出的道路進行開掘,總之必須給以回應,才能在急劇變遷的“加速社會”中不被淘汰和淹沒,進而唱出屬于這一代的最強音。

 

[1] [德]哈特穆特·羅薩:《在速度帝國》,《哲學雜志》2018年第2期。

[2] 張麗軍:《新世紀鄉土中國現代性蛻變的痛苦靈魂——論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文學評論》年第3期。

[3] 李遇春:《“70后”:文學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

[4] 張麗軍:《新世紀鄉土中國現代性蛻變的痛苦靈魂——論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文學評論》年第3期。

[5] 張麗軍:《新世紀鄉土中國現代性蛻變的痛苦靈魂——論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文學評論》年第3期。

[6] 謝有順:《“70后”寫作與抒情傳統的再造》,《文學評論》2013年第5期。

[7] 劉艷:《“70后”創作與批評的尷尬及突破》,《長江叢刊》2018年11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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