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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巴金在翻譯的世界中戰斗 

來源:北京晚報 | 張玉瑤  2019年04月17日07:55

今年是巴金誕辰115周年,在巴金故居的策劃下,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開本《巴金譯文集》,包括巴金所翻譯屠格涅夫、高爾基、迦爾洵、赫爾岑、斯托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更多時候,巴金是以作家的身份為現代文學史所樹碑、為公眾所熟知的,尤其是其被稱作“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那一種對愛情自由、思想覺醒的追求和抗爭影響了數代青年人。然而在創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位實績卓著的翻譯家,一生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創作和翻譯猶如巴金的兩翼,對其譯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僅完整了巴金的文學圖景,也可從中覓得這位百歲老人的人生經歷和特色鮮明的思想軌跡。

貫穿一生的翻譯事業

巴金原名李堯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個世代官宦大家庭,從小家庭環境優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考入成都外國語專科學校,直接攻讀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語基礎。這期間,受五四運動影響,巴金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

在撲面涌來的新思潮中,巴金最為克魯泡特金及其無政府主義思想(又音譯為“安那其主義”)感觸到。他后來在《我的幼年》中寫道:“后來我得到了本小冊子,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節譯本),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里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它們是多么明顯,多么合理,多么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

克魯泡特金是俄國著名無政府共產主義理論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譯為《告青年》),節選自其作品《一個反抗者的話》,全文洋溢著強烈的反抗壓迫、奉獻社會、服務勞苦大眾的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那一種平等、互助、自我犧牲的精神理念,給了少年巴金“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貫穿了他的一生。其筆名“巴金”中的“金”,即來自于克魯泡特金的漢譯,從處女作《滅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嘗試翻譯了俄國作家迦爾洵的短篇小說《信號》(發表時署名“佩竿”),這是他的第一篇翻譯作品。1923年,他離開封建大家庭,到南京、上海等處求學,不滿20歲的他已經開始有些吃力地嘗試翻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倫理學的起源與發展》。1927年,巴金赴法國留學,在法國繼續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以及另一位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國從事文學編輯工作,創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可見,巴金從事翻譯工作的時間乃早于他的創作生涯。

上世紀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創作的黃金期,也是他翻譯的黃金期,先后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處女地》及其《散文詩》、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說《秋天里的春天》、高爾基的短篇小說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說集《遲開的薔薇》、普希金的詩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獄中記》(節譯)、王爾德的《快樂王子集》等。

新中國成立后,巴金繼續從事翻譯工作,譯作包括迦爾洵的短篇小說集《紅花》、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說《木木》、高爾基的《文學寫照》等。“文革”期間,巴金受到“四人幫”的迫害,被完全剝奪了寫作的權利,翻譯更是成為他在極端困難境遇下的一種庇護與寄托。七十多歲高齡的他開始著手翻譯赫爾岑的長篇回憶錄《往事與隨想》,這是他終生喜愛的一部大書,從赫爾岑對“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的詛咒中汲取面對現實的力量。雖然因年老體衰,他只譯畢前兩卷(后在巴金的倡導和支持下,項星耀和臧仲倫分別完成了各自的譯本),但《往事和隨想》啟發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隨想錄》。

可以說,翻譯工作并非巴金的副業,而是貫穿了巴金的一生,和創作并行,甚至影響了創作,比創作更綿長。他的翻譯對象也涉獵極廣,包括英語、俄語、法語、德語、世界語等多個語種。其早年的翻譯多以英譯本為底本,并參照其他語種譯本,后來則幾乎都根據原語種原著予以重譯,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俄文作品。特別值得敬佩的是,巴金對自己的譯本總是反復修訂,不斷打磨完善,完全稱得上當行本色的翻譯家精神。如唐弢在其《晦庵書話》里所指出的,巴金翻譯的特點正是“屢印屢改”:“巴金對自己譯作極認真,又誠懇地向讀者負責,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對自己譯作屢印屢改者,當推此公為第一名。”

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巴金的翻譯工作也備受學界關注和推崇。有學者對比原著研究過巴金的譯文品質,認為其信實、自然、“不隔”,“他的翻譯舞雖披枷戴鎖,也能跳得如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王友貴《巴金翻譯文學初探》)。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除從事一線翻譯工作外,由他所擔任總編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成為中國翻譯文學出版重鎮,據統計共出版43部譯作;他主編的“譯文叢書”出版57種,包括福樓拜、雷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家選集,在中國影響甚大,多次再版,其中不少成為經典譯本。

用“揀來的武器”戰斗

巴金的譯作和其創作一樣,這些年多次再版。1991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一套《巴金譯文選集》(共十種,內地版于次年面世)。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譯文全集》,共十卷,囊括了巴金所有結集出版過的譯作。巴金親自參與了編輯和校訂,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學工作。此外,還有北方文藝出版社于巴金去世后的2008年出版的五卷本《巴金譯叢》。

在三聯版《選集》開篇,巴金寫了一篇小序,可以看作他一生翻譯思想的重要總結。巴金寫道:

我常說我不是文學家,這并非違心之論。同樣,我也不是翻譯家。我寫文章,發表作品,因為我有話要說,我希望我的筆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起一點作用。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借別人的口講自己的心里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

……

別人的文章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譯文打動更多人的心。不用說,我的努力始終達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

“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是巴金選擇翻譯作品的一個標準;而“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則是他從事翻譯的冀望與目的。他接下來寫道:“我記得有一位外國記者問過我:作家一般只搞創作,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輩卻花費不少時間做翻譯工作。我回答說,我寫作只是為了戰斗,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揀來的別人的武器戰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寫,親眼目睹了太多舊制度鐐銬下的慘劇,這讓他終其一生都在厲聲控訴黑暗的、壓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筆戰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著“揀來的別人的武器”。

以此翻譯觀去觀照巴金的翻譯實踐,可以明顯地印證這一點。巴金說“我平常最愛看一般人不愛看的書,因此我也愛譯一般人不愿譯的書”,他選擇翻譯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們熟悉的所謂“名家名著”,而是打動了他自己,能夠與他氣質相契合、思想相共鳴的作品。早期巴金翻譯了大量無政府主義者的作品,如美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柏克曼的回憶錄《獄中記》,巴金早年曾與柏克曼有過交往,翻譯這樣一本書,不僅出于思想上的原因,“還能讓他感受到一個純潔的心靈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的養成,能夠感受到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的護持”。而后期尤其上世紀40年代后,中國無政府運動的分崩離析不能不讓巴金有所反思,他開始大量翻譯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品,文風與思想不再像年輕時那樣激情澎湃,而是轉入對國家社會的沉思,以新的姿態投入到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斗爭中去。

巴金故居副館長、同時也是這套浙江文藝新版《巴金譯文集》策劃者的周立民總結說,巴金的翻譯作品在思想上大體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充滿人道主義作品,同情底層,站在弱者一邊,強調正義的力量;二是充滿反抗精神,對不合理的制度發起攻擊;三是作品的基調充滿熱情,抒情性比較強。也就是說,比起文學性,思想性以及對社會的效用,才是巴金更為看重的。這和一些前輩作家如魯迅等倡導翻譯外國作品,用“盜火者”之“火”來啟迪民智、塑造新民族品格的訴求是一致的。而對于巴金這樣一個感情更加充沛澎湃的人來說,從“打動我的心”到“打動更多人的心”,無疑更是他所愿意去追求、去達成的。

“為了同一個目標”

作為一個大量汲取西方資源的作家,閱讀翻譯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時時顯現于巴金自己的創作之中,某種角度上說,也成為他的一種風格特色。

巴金處女作《滅亡》的書名就來自俄國十二月黨詩人雷列耶夫的長詩《納里瓦依科》,當年巴金曾將這首長詩的幾句譯成漢語。詩中寫道:“滅亡等待著第一個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雷列耶夫本人也因為反抗暴君的起義死在絞刑架上。巴金稱贊他是“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滅亡’的英雄”。他的小說《滅亡》寫的也是北伐戰爭之前,一位“甘愿滅亡”的中國革命者杜大心為反抗壓迫拼命工作、不惜消耗生命的故事,歌頌了為理想英勇獻身的精神。這一形象,并不太符合我們所熟悉的革命史套路,與其說來自巴金所真實目睹和體驗到的中國革命現實,不如說更多來自于他所閱讀到的外國革命家傳記和回憶錄,尤其是那樣一種“悲壯的基調、燃燒的激情和矛盾的內心”。巴金的心路,從中有跡可循。

還有他所譯的《夜未央》,作者廖·抗夫雖是不知名的波蘭劇作家,但這部描寫俄國虛無主義者精神面貌的劇作不僅一度轟動西方劇界,也曾深深打動過少年巴金——“使他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里一代青年為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奮斗的大悲劇……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夢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終身事業”。

在1938年創作的《家》的續篇《春》中,巴金就用不短的篇幅專門寫到了高家二少爺覺民和伙伴們成立無政府主義社團、排演《夜未央》的情景,這也是巴金青年時自己的真實經歷。覺民看到二小姐淑英身上也有反抗封建專制的因子,特意請她去看這出劇。淑英獲得了很大的震動,反思“為什么外國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國女子卻被人當做禮物或者雀鳥一類的東西……送出去……關起來?”后來,她也和二哥、三哥一樣走上了反抗道路。可見巴金“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所言非虛,而是實實在在浸透在他所譯、所寫的每個字背后。

巴金說:“我翻譯首先是為了學習。”那些洋溢著大無畏浪漫精神和抒情氣息的外國作品不僅給了他文風上的影響,更內化進了他的靈魂。在《〈譯文選集〉小序》中,巴金特別提到他從自己第一部譯作《信號》中就獲得且深受感染的人道主義思想,這種“對生活、對人的熱愛”貫穿了他一生的寫作:從《滅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晚年的《隨想錄》,時代不同、題材不同、文體不同,但“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

“向老托爾斯泰學習”

在《文學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巴金列出了一長串他喜愛的外國作家名單,包括盧梭、左拉、雨果、羅曼·羅蘭、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這些作家之間有共性,作品都閃爍著“愛人”的人道主義光輝和浪漫主義的調子。同時也不難發現,巴金對俄羅斯文學的偏愛。

從早期的俄國無政府主義到后來的俄國現實主義,巴金一直深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和滋養,也是他投入了最大精力來譯介傳播的部分。在其影響最大的長篇小說《家》中,處處可見俄羅斯文學精神的啟蒙和喚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即寫道:“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曾經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巴金并沒有直接翻譯過太多托爾斯泰的作品,但終其一生都和這座“十九世紀文學高峰”、“十九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保持著情感溝通。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曾從法文轉譯過高爾基撰寫的《列夫·托爾斯泰》和《索菲亞·安德烈耶夫娜·托爾斯泰夫人》。晚年托爾斯泰厭惡貴族生活、選擇為貧苦民眾做事、81歲離家出走的經歷,讓巴金深為感觸,也讓他堅定了晚年堅持“說真話,言行一致”的選擇。

1985年,巴金在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對托爾斯泰的私生活說三道四。氣憤之下,巴金寫了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予以辯護。文中寫道:

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托爾斯泰雖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他卻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覺得好像他在路旁樹枝上掛起了一盞燈,給我照路,鼓勵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還是把托爾斯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吧。

周立民在《巴金與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一文中認為,晚年巴金有著和晚年托爾斯泰相類似的處境與壓力。巴金晚年一直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也常為得不到人們的理解而苦惱,所以在他精神探索的路途上不斷向這位文學大師尋求力量。而這一力量的源泉,正如他在《隨想錄》中所不斷提起得那樣,就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

1994年,90歲高齡的巴金跟外孫女表白心跡道:“我說我要走老托爾斯泰的路。其實,什么‘大師’,什么‘泰斗’,我跟托爾斯泰差得很遠,我還得加倍努力!”——在一個“告別革命”的新的時代,巴金重提托爾斯泰和俄羅斯文學,是他一生文學經歷的回顧,也為他的思想軌跡重新找回了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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