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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當代世界兒童文學創作現象與問題的對話

來源:文藝報 | 【美】約翰·斯蒂芬斯 談鳳霞  2019年04月17日12:19

約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教授是國際兒童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杰出學者,曾任國際兒童文學研究學會主席(1997-1998),因其對兒童文學研究的終身貢獻而獲得國際格林兄弟獎(2007)、安妮·戴夫洛克斯·喬丹獎(2014)。他長期擔任學術刊物《國際兒童文學研究》主編(2008-2016),學術視野寬廣、觀點新銳。近年來他尤為關注常被西方學界忽略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兒童文學,推進不同文化的國家間的兒童文學交流,是聯結東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橋梁。南京師范大學的談鳳霞教授曾在麥考瑞大學訪學,和他作了很長的學術訪談,此處選擇跟兒童文學創作現象相關的一些話題刊發。

談鳳霞:您對兒童文學中的意識形態有深刻的研究,在《兒童虛構文學中的語言和意識形態》一書中談到:“兒童虛構文學頑固地屬于文化實踐的領域,其存在的目的是將它的目標讀者社會化。”兒童文學創作界存在另一種主張,認為兒童文學的目的不是對兒童讀者進行教化和社會化,而是給兒童純粹的快樂。我認為,盡管很多作家沒有明確想要傳遞意識形態,但事實上,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意識形態。您認為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中的敘事話語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什么主要的區別?

斯蒂芬斯: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認為兒童文學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有趣和娛樂——這是西方兒童文學創作者們經常作出的聲明,通常那些流行文化文本的作者尤為強調,他們從不考慮為獲獎而寫書。但是這些作家并沒有區分隱性的意識形態和其擁護的主張。不過,文本的意識形態是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之間主要區別的癥候,兒童文學和少年文學都以社會問題為基礎。多年前,我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西方兒童文學和少年文學都是建基于一種(意識形態)圖式。一、自主的人格對于生命的平等是必須的,即便不是本質的,也是值得要的,個人要為此而斗爭。二、這樣的一種人格是主體間的,而非唯我論的;是利他的,而非自利的。三、以民主的形式組織起來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優于顯性或隱性存在的社會政治等級、霸權或暴政形式。四、對人類的情感健康,尤其是兒童情感健康的最好的維護,在一些傳統核心家庭的模式中能得以最好的實現。五、人的性行為應該建基于平等的性關系之上。這一圖式在成人文學中并不典型,也并不僅僅存在于澳大利亞兒童文學,我仍然認為它構成了兒童和成人兩類文學的主要區別。任何接受這些原則并將其建構進故事里的作家都是在復制意識形態。正如你所言,問題并不在于作家有意識地設置、灌輸某一特殊的意識形態,而在于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無意識的過程。

談鳳霞:兒童文學中的性別也是您的研究范疇之一。您研究女性主義,1999年寫過論文《少年小說中女性自身的建構:作為換喻的裝扮》等,您還將這一關于女性研究的興趣延伸至男性氣概研究,寫過《少年雜志和少年小說中的女性的凝視與男性氣概的建構》,并主編論文集《成為男性的方式:兒童文學和電影中的男性氣概表現》(2002)。其中第三章《等待書寫的一頁:少年小說中的男性圖式和主觀能動性的動力》,第十章《奇怪的異位空間:夏姆·賽爾法杜瑞的〈滑稽的男孩〉和彼得·威爾的〈下船的男孩〉》(和波夫勒·培尼爾合寫),第十三章《少年小說中的男性氣概的表現:挪威和澳大利亞的案例比較》(和羅夫·羅摩侖合寫)。您為什么思考這個關于男性氣概的主題?為什么選擇做澳大利亞和挪威的比較?

斯蒂芬斯:想起做男性氣概方面的研究,是在我注意到性別討論基本都局限于女孩之時。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關于女孩的社會性建構方面的研究已經不少,而不知怎么存在一種假設:男孩沒有以相當的方式得以建構。我回憶起在我家附近街道上的一個9歲或10歲的男孩,他走路的姿勢似乎是穿著打上裝飾釘的足球靴,做出腿部肌肉非常酸痛的樣子。我意識到他的步態是模仿他的足球隊英雄在球場上的走路姿勢。這個男孩正在將他所見的特殊的男性氣概內化進自身。論文集《成為男性的方式》緣起于我和羅夫·羅摩侖合作的項目。在國際兒童文學學會的會議上,我和羅夫有過交談。羅夫問我是否能去挪威待一陣,羅夫當時在研究寫給男孩的文學。我能夠很流利地閱讀中世紀的挪威語,因此我能相當快地獲得現代挪威語的閱讀知識,而挪威已經實現性別平等,這遠勝于其他任何西方國家。我沒用太長時間就提出做少年文學中男性氣概的比較研究這一建議,在我們完成合作項目之后,我想最合適的下一步工作是擴展成一本以男性氣概為主題的論文集。因為之前尚未有相關的研究,所以我寫信給我認為對男性氣概問題會有興趣的學者并邀請他們撰文。我起初只打算寫序言和關于挪威與澳大利亞的比較這兩篇,但是最終我不得不填補兩個關鍵的研究空白:同性戀主題小說和少年小說。

談鳳霞:您很重視主體性,我發現主體性在近些年的西方兒童文學研究中已經成為普遍的話題,如羅賓·麥科勒姆的《青少年小說中的身份認同觀念:對話主義構建主體性》,瑪麗亞·尼古拉耶娃的《兒童文學中的權力、聲音和主體性》等。這一研究為什么會越來越普遍?是否因為它涉及新的兒童觀或兒童文學觀?您主編的論文集《亞洲兒童文學和電影中的主體性》(2013)也聚焦于主體性。我想“跨文化視角”對于研究文化主體性來說至關重要。除了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什么其他因素與兒童主體性緊密相連?

斯蒂芬斯:我想《兒童虛構文學中的語言和意識形態》中有關主體性的討論在概念上后續還有許多可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在我早期的論文里有三四篇已經涉及了“主體性”這個概念,但它是自1992年被明確提出的,在《兒童文學季刊》或《獅子和獨角獸》等刊物上至今已有數百篇相關論文。這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當人們意識到一個概念之后,可以將之作為很有用的概念來援引使用。那些早期文章中的一篇是對讀者反應批評的一些著作的評論,但可能沒有被廣為關注。我推測是“主觀能動性”和“主體地位”這類觀點才促進其成為被方法論所采用的術語。你曾問它是否和“新的兒童觀或兒童文學觀”有聯系。我想,答案在于它和其他觀念之間的聯系,尤其是關于敘事聚焦的過程能有助于我們討論角色被表現的內在世界和角色的選擇。很奇怪之前為什么兒童文學研究界沒有人注意到“敘事聚焦”這個問題,雖然從1978年以來英語文學批評界就已經開始運用(塞默·切特曼《故事和話語》)。我認為主體性與意識、能動性、人格和現實相關。它與成為一個“主體”的經驗相聯系,即個體擁有自覺的經驗,如視角、感覺、信念和欲望等。因此,主體性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是能動性,意味著主體可作出選擇,可對其他實體實施行動或行使權力。我們可以這么說,兒童文學的一個核心主題是兒童對主觀能動性的訴求。

談鳳霞:近些年,您較為關注亞洲兒童文學,編輯了論文集《亞洲兒童文學和電影的主體性》(2013)、《勞特利奇國際兒童文學指南》(2017)。后者反映跨越全球的多國兒童文學的美學、文化、政治和智慧的多樣性,是第一部聚焦于世界上未被重視地區的兒童文學的論文集。您主編的這些論文集無疑具有重要的革新性,有助于增進世界范圍內的廣大讀者對這些兒童文學的了解和不同文化之間對話的可能。之前,您和澳大利亞兒童文學研究界的三位同行曾經共同寫過一本論著:《當代兒童文學中新的世界秩序:烏托邦轉變》(2008)這個書名很宏觀。您能否解釋一下你們討論的“新的世界秩序”這一提法?當代英語兒童文學界是否有一些直接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兒童文學?英語兒童文學創作中是否至今還存在一些禁忌?

斯蒂芬斯:提出“新的世界秩序”這一核心概念是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末全球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柏林墻的拆除、南非種族隔離的結束,對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災難的認識。“新的世界秩序”概念的提出是將之作為一個挑戰,去重新思考在長久存在的世界結構解體之后,尤其是曾經給予世界一種特殊的穩定和意義的冷戰結束之后,該如何去統轄這個世界?美國注意到它可以作為世界領袖來填補這一時期的權位空缺,“新的世界秩序”這一修辭很快被美國利用。《兒童文學中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發點是為了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概念如何在西方兒童文學中以顯性或隱性的方式出現,而它的傳播之廣泛則相當驚人。

當代英語兒童文學作品似乎沒有直接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這又是一個關于隱含的意識形態的問題。比如,英國作家安妮·范恩看起來思想較為保守,她的一些小說如《金魚眼叔叔》含有一種解決社會矛盾的特定的意識形態,與英國統治階級的價值觀結盟去取笑左翼一派。另一方面,存在有關挑戰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學。在瑪格麗特·撒切爾擔任英國首相期間,有很多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挑戰了她的政策,如簡·尼德爾、基恩·科姆普、蘇珊·普瑞斯等。澳大利亞2007年的許多童書都含蓄地批評政府關于聯邦選舉的政策。目前英語兒童文學中存在的禁忌很少,但是要比北歐斯堪的那維亞等地區的兒童文學中的禁忌多一些。比如,死亡常常還是用間接的方式去表現,作品中所寫的更多是死去的狗而非人。當我在進行挪威-澳大利亞的合作項目時,我起初驚訝于挪威虛構文學中竟然描寫低齡少年的性問題,接著意識到澳大利亞童書對于低于16歲(這是一個法律允許的年齡)兒童的性的涉及仍舊是一個嚴格禁忌。書店不會收存這類書,圖書館也不會購買,因為怕引起公憤。

談鳳霞:我記得您在2014年美國兒童文學大會上的發言是關于圖像小說,圖像小說這一體裁從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開始發展并走向繁榮?您有一篇論文《后災難虛構文學:一種有問題的體裁》,為什么會如此評價這一新的體裁?

斯蒂芬斯:“圖像小說”這一術語在1964年出現,作為一種文學形式而變得普遍。標志其出版的是1986年阿特·斯皮格爾曼的《鼠族》,從那時到現在的30多年,圖像小說獲得龐大的讀者群,其多模態形式引起了學者的巨大興趣:既非繪本,也非漫畫,圖像小說和此二者具有美學親緣關系,但又有所不同,因為圖像小說的讀者主要是少年或成年人。已有的批評方法聚焦于小說中熟用的敘事元素:體裁、敘事框架、特征、讀者、時間性,但是必須注意其視覺表現和順序。也許你讀一下喬·薩特里夫·桑德論文《陪伴文字:漫畫和繪本中的意義構成》會有幫助。我所命名的“后災難虛構文學”,就兒童文學而言,在1992年它還只是一種新的體裁,但它在成人小說中已經很好地被確立,通常被指涉為“后啟示錄小說”。年代較早的例子如理查德·杰夫瑞斯的小說《倫敦之后》,在這部小說中,一場不明的大災難使得英國人口大量減少,工業社會消失了,為數不多的幸存者回歸到類似中世紀式的生活。這個腳本率先形成了110年之后開始繁盛的體裁。之后不太引人注目但有影響力的小說是喬治·R.斯特沃特的《地球逗留者》,它發展出更具有美國版特質的腳本。這一體裁最初出現于兒童文學在60年代的彼得·狄金森的《天氣販子》,它顯現了這一體裁的特征:故事發生的社會環境是回歸技術時代之前的中世紀,假定用人類精神能力的擴張來替代科學理性主義。狄金森的小說實際上是對這一體裁的“癥結”的諷刺(甚至是在它進入兒童文學之前):這一體裁在制造有關未來的設想,就是設想一個滿是高貴的野蠻人的社會忽略了宇宙大災難的威脅。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核武器戰爭這一關于想象的災難的最普遍的形式在一段時期的文學領域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環境的災難。對于核沖突的憂懼,在2001年隨著菲利浦·瑞弗的《掠食城市》系列叢書的出版而再次強有力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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