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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兒童文學史研究中的文化史觀 ——以西方兒童文學學界為例

來源:文藝報 | 趙霞  2019年04月17日12:19

“文化”作為一種視角和方法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界出現了一種歷史研究的新趨向。它是兒童文學研究在20世紀中后期以來席卷全球的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和啟迪之下,積極探尋相關研究實踐的結果。研究者吸收、借鑒文化批評的基本觀念和方法,將其運用于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返觀與審思,代表性成果有吳其南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陳恩黎的《大眾文化視域中的中國兒童文學》、杜傳坤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等。《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致力于從文化的角度對20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進行讀解和批評,書中使用的“‘兒童共同體’的想象”、“發明兒童文學”、“成人對兒童的殖民”、“兒童本位之后的社會規訓”、“身體發育與社會身份的建構”等顯然帶有文化研究烙印的術語、概念等,對于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的話題、話語等,構成了一種沖擊和啟迪。《大眾文化視域中的中國兒童文學》,試圖把兒童文學納入兒童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框架內重新審視,由中國現代大眾文化的特殊語境里見出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特殊表征。《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論》,則從文化建構的視角重審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史。在既有的兒童文學史研究框架與話語模式下,這類研究不但提供了觀看、評說、理解和闡釋歷史的多元視角,也為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建設提供了新的路徑。

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的這一趨向,同時構成了與其西方同行的某種呼應關系。縱覽20世紀后期以來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一批重要的文學史研究成果成為西方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收獲,這其中,“文化”作為一種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功不可沒。著有《當代美國兒童詩文化》一書的約瑟夫·湯馬斯認為,正是在20世紀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從傳統審美研究觀念和范式的約束下極大地跳脫出來。在歷史研究層面,可以不夸張地說,近一二十年間西方兒童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新著,幾乎都離不開文化視角的介入。僅以英語兒童文學史研究中最受重視的19世紀階段為例,這個被稱為兒童文學發展“黃金時期”的歷史階段,本身就是在英語兒童文學史研究中被建構起來的一個對象。文化的視角和方法在這一建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將19世紀兒童文學與相應歷史時期的兒童觀念、童年文化乃至整個社會文化勾連起來,對其關系進行清理、辨析與鉤沉,不但極大地拓寬、加深了人們對于19世紀兒童文學的認識,實際上也借兒童文學的特殊視角,投映出有關20世紀童年文化、政治文化乃至社會文化演進的特殊鏡像。

這些研究向我們揭示,兒童文學的歷史不但是兒童文學藝術的演進史,也是廣義社會文化史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將兒童文學演進的歷史同時視為特定的童年及社會文化建構的歷史,我稱之為兒童文學史研究中的文化史觀。在這一觀念的導引下,關于特定兒童文學歷史對象的考察從“它是什么”的藝術本體追問進一步拓展至它在特定社會文化語境下“為何發生”、“如何發生”以及“因何如此”的文化建構考察,讓我們看到了兒童文學史自身的豐富性、多維性,以及讀解它的另一重開闊空間。

文化史觀的意義

在我看來,文化史觀的介入,在史觀、史述、史料等方面拓展了兒童文學史當代研究的疆界。

歷史觀念的打開。將兒童文學的歷史同時視為一種文化建構史,直接影響著我們對這一歷史的認識與認定。很長時間里,西方兒童文學界傾向于認為,在某個特定的歷史節點以前,兒童文學作為一種觀念對象是不存在的。法國學者保羅·阿扎爾在他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書,兒童與成人》中,就18世紀以前的兒童書籍狀況發出了這樣的詰問:“那么多個世紀以來,人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給兒童合適的衣服穿,那么他們又怎么會想到要給予他們適合的書籍?”阿扎爾將法國作家查爾斯·貝洛《鵝媽媽故事集》的出版視為西方兒童文學歷史的起點,他的這一論斷后來成為一種普遍的西方兒童文學史觀。人們認為,在某一個臨近現代的歷史結點之前,兒童文學的歷史幾乎是不存在的。

然而,當我們越出傳統兒童文學藝術觀的限制,從廣泛的童年文化以及童年背后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視角,來重新審視兒童文學歷史,這一歷史以及關于它的判斷、厘定、闡釋、書寫等,也向我們呈示了新的可能。作為普遍童年文化形態之一的兒童文學,它的文化身份的獲得也許遠在它的藝術身份得到自覺認可之前。正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塞斯·里勒在其《兒童文學》中說道:“自有兒童開始,就有了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童年的歷史密不可分,因為兒童就是經由他們學習、聽取以及講述的文本和故事得到塑造的。”里勒所說的“文本”,首先便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童年文本。

從這一視點出發,兒童文學史與整個文化史在時間和空間上建立起了某種同步關聯。古代社會存在兒童文學嗎?從文化史的視角看,答案不言而喻。但對這一視角來說,重點卻不在兒童文學的有無之問,而是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兒童文學如何具體、生動、細致、復雜地存在于文化自身的不同進程中,這些進程之間又如何彼此聯系,相互塑造。正是在這里,潛藏著兒童文學史巨大的闡釋空間。

歷史話題的拓展。這種拓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經典作品的重新解釋。一些看似已經成為過去的文學現象、作品等,在文化史觀的考察下,開始透露另一番深意。以美國早期兒童文學的重要代表作、路易莎·梅·阿爾科特的兒童小說《小婦人》為例。僅從兒童文學的寫作藝術上看,《小婦人》在故事情節、敘述方式、情感觀念等方面,顯然還帶著現代兒童文學藝術起步期的稚氣。但從童年文化的角度來看,它的這種稚氣本身,以及造成這一稚氣的文學和文化原因,卻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童年觀、童年文化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細節內容,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僅在19世紀美國女性文化和女童文化的話題上,一部《小婦人》就提供了巨大的闡釋空間。也因此,阿爾科特及其作品今天仍是美國兒童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匯。其二,歷史現實的重新解讀。這些年來,在文化史觀的啟迪下,西方學界對于兒童文學史的解讀靈感不斷。例如,妮卡·艾爾伯特主編的《規劃孩子:19世紀美國兒童文學中的社會價值觀與文化植入》、伊麗莎白·特爾的《家庭幻想曲:19世紀兒童文學與理想家庭的神話》等,由19世紀兒童文學史的獨特視角,發掘、梳理19世紀文化建構的某種歷史,以及這一歷史與童年之間的深刻關聯。勞倫絲·塔萊拉赫-維爾馬斯的《維多利亞時期童話與奇情小說中的女性身體塑造》等著作,則典型地代表了當代西方兒童文學史研究中占據要位的性別文化視角。而美國學者杰克·齊普斯的童話研究,經由文化和文化史的視角切入民間童話與文人童話的考察,比之傳統的藝術史研究,大大拓展了童話一詞及其在兒童文學語境中的內涵與價值。

史料的重新發掘與闡釋。由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兒童文學史研究,往往在史料的占有或解讀上別出心裁。文化史首先是一種生活史,是落實在每一普通人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具體歷史。在這一基本觀念的影響下,大量易被傳統史料觀忽視的日常生活的文化細節,也開始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例如,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洛琳達·科霍恩的《序列化的公民身份:期刊、圖書與美國男孩(1840-1911)》一書,接承西方兒童文學研究中的“男孩學”話題,卻在史料的選取方面別具創見。作者不但選擇了一批常被傳統兒童文學史忽略的兒童通俗文化讀物,而且有意將考察的目光聚焦于這些作品的系列出版或刊物連載形態及其文化功能,從中解讀童年的政治內涵。這種對史料的創意發掘和運用,進一步豐富了歷史研究的面貌與可能。

文化史觀的反思

在文化史觀的啟迪下,當代西方兒童文學史研究實現了重要的研究突破,并沿著這一研究的方向日益深進。但它所面臨的研究問題,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彰顯。

第一,如何科學認識文化史觀在兒童文學史研究中的價值。如前所述,文化史觀的介入給傳統范式下的兒童文學史研究注入了新鮮的思想和理論活力,由此激起學界高度的實踐熱情。在西方兒童文學界,隨著一大批年輕的研究者紛紛選擇從文學向文化轉身,一度作為研究焦點的兒童文學自身的藝術性問題漸被擱置。傳統的審美研究話題遭到輕視甚至拋棄,以至于兒童文學研究界出現了約瑟夫·湯馬斯所說的“只論內涵、不談藝術”的普遍怪象。事實上,這也正是筆者近年來閱讀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著述時的一個突出印象。如果說這是學術研究新的有效范式興起之初必然會掀起的波瀾,那么今天,參照域外研究的得失,我們對這一文化史觀的作用范圍、效力及其與藝術史觀的關系,應有更科學的認識。文化史觀的價值不在于覆蓋或替代藝術史觀,它是以文化對歷史生活的巨細靡遺的覆蓋力,來打開理解兒童文學及其演進歷史的多維視角與多重可能。透過它,我們認識到,兒童文學的藝術不是憑空產生的,而總是相應的文化鋪墊和建構的產物。也是透過它,我們應當更深刻地認識到,兒童文學不是一般的文化對象,它作為文學的藝術本性,始終是我們談論它的文化屬性的基本前提。惟有如此,當我們從歷史的探尋中收回目光,重新理解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和演進,才不會走向虛無的文化相對主義,而是積極參與到以藝術為中心的文化建構進程中來。

第二,文化史觀的透入,給兒童文學的史料工作帶來了重要的革新。從文學史料到文化史料、從文字史料到圖像史料,大量傳統“正史”觀之外的童年日常生活史料,都開始逐漸走入兒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然而,在這場可能的史料革新中,治史者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不在于如何搜集更豐富多樣的材料,而是如何在這樣的搜集中避免被史料所淹沒繼而迷失。日常生活本身充滿了各種縫隙,但在日常生活的縫隙與文化的意義之間,并不必然存在宏大的關聯;一些細小而有限的文化史料,也不能隨便拿來建立或推翻一個普遍的文化觀點。在這里,大膽的假設必須與小心的求證如影隨形。同時,兒童文學史研究盡可關注童年日常文化層面的各類“小史”,但要清醒地認識到其“小史”的性質和體量。比如上面提到的洛琳達·科霍恩的研究,作者借助相對異質的兒童文學史料,發現了兒童文學史上男孩觀念的異質性,但她明確表示,這一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以此異質觀念取代既有的共識,而在于揭示后者內在的復數性、斷層性、罅隙性和矛盾性。正是在這樣的復數、斷層、罅隙和矛盾中,歷史的標本才得以還原為盡可能真切、鮮活的文化與生活。如果說一切文學史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種簡化文學經驗的危險,那么文化史視角和方法的介入,其重要性就在于透過日常文化無處不在的投影,讓我們看到兒童文學史自身的豐富性、多面性乃至恒久的未完成性。這是日常文化史相對于傳統文學史的無可替代的價值,也是文化的視角和方法對于兒童文學史研究最重要的啟迪。

從近年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的現狀來看,文化史觀的視角和方法已經引起學界的關注。這一新的研究觀念與范式的思想發明力、理論生產力,無疑對治史者構成了巨大的誘惑。在這一現實下,了解域外經驗,正可為本土研究的展開提供有益的參考。當然,中國兒童文學史有它自身的規律和特征,借取域外經驗的終點也并非為了理論或方法的簡單移植。從文化史觀的視角研讀兒童文學史,最終仍是為了更完整地理解它,更深透地思考它,繼而,更有效地推動它的當代建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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