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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筆下的“故事”

來源:《同代人》 | 季紅真  2019年04月18日08:24

讀汪曾祺同志的小說,總有一種難以言傳的感受。在那些單純古樸的舊日人物身上,在那鄉情濃釅的風俗氣氛中,在寫實的嚴謹與寫意的空靈交織成的優美文字里,似乎隱慝著一種深厚的意蘊。一種并無實體,卻又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貫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節,挈領著整體的美學風格,形成其基本格調的意蘊。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魂兒”吧,我以為那該是沉入藝術境界之中的哲學意識。是作者熔人生的豐富體驗、對社會的自覺責任感與對未來的美好期望于一爐,鍛煉成的整體觀念,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審美態度。

這種整體的哲學意識及其審美態度,得以滋養的文化母體是中國豐富的傳統文化,是經由五四思想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一再沖擊,淘汰了封建性的糟柏,而沉聚的人民性民主性精華。即使是作者早期寫得很洋的作品,今天讀來,也依然可以發現其中所積淀的傳統文化。作者近年創作中,“回到民族傳統”的自覺努力,就使這種潛在的傾向,愈益明朗。古典文化對他的影響,不僅是文學、美學的,首先是哲學的。

汪曾祺同志在談到自己創作時曾明確指出:“我有一個很樸素的、古典的說法,就是寫一個作品總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見汪曾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新疆文學》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這在他的創作中是顯而易見的。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知識分子,還是傳統的生活養育的勞動群眾,凡贏得作者積極肯定的,都是具有傳統道德風貌的人。靳彝甫為了解救兩個朋友的困苦,慷慨賣掉自己珍愛的田黃石(見《歲寒三友》);王淡人甘于清貧卻急公好義(《故鄉人鉤魚的先生》);金大力公正厚道《故鄉人——金大力》),以及畫家季匋民與果販葉三生死不渝的友情(《鑒賞家》),都繼承了傳統的倫理思想中重義輕利的道德觀念。這種樸素的道德理想,也被作者用作為評價當代社會生活的審美尺度之一。沈沅在政治的壓力下,寂寞中卻得到了正直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們的溫暖(《寂寞與溫暖》);王大力舍身救列車,他的親屬由工人們自愿贍養著(《塞下人物記》);小王的苦惱,也得到了周圍人們熱心的幫助,盡管時代內容的變化,使同一尺度的審評價,所達到的效果差異很大。但人與人之間在現實關系中的協調和近于倫理意識的感情慰藉,是作者在普通人的生活命運中,所努力發掘的詩意。這顯然是民族傳統道德的延續。至于高北溟耿介剛直的性格,他在困境中不失操守,寧可窮而不達也不肯茍合于污濁的世態,以及對師生情誼信念般的誠摯,都集中地概括了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素質與精神風貌。

這些樸素的道德理想和儒家以倫理為核心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重視人的世間關系的協調,“以心理學和倫理學的結合統一為核心和基礎”,把人們的情感“抒發和滿足在日常心理——倫理的社會人生中”(李澤厚《美的歷程——先秦理性精神》),是儒家哲學的基本特征。汪曾祺的小說中體現著這一特征,他以生動的藝術形象所表現的都不是超世間的崇高精神,只是在否定儒家思想中強調等級秩序的階級偏見(見《鑒賞家》)和壓迫婦女的封建禮教(見《晚飯花》的同時,把其“仁愛”觀念中所包含的一般博愛思想富于實踐理性精神等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藝術地再現于普通人原始的生活命運中,使傳統的觀念在藝術表現中獲得時代感。

莊子是汪曾祺同志深愛的大散文家。作為道家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莊子思想中含有濃厚唯心主義的虛無思想。但他帶有泛神論色彩的絕對自由觀念,卻是人們沖破封建思想禁錮的重要動力,其豁達的人生態度,也是歷來的傳統知識分子,無力反抗黑暗的現實,茍安于亂世,在痛苦中尋求精神解脫的共同歸宿。汪曾祺同志筆下的舊知識分子,往往帶有這種思想特征。他們或淡于世事,不屑為浮名俗利而“數數然”(如《鑒賞家》中的季匋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貧的風雅中自得其樂(如《故鄉人》中的王淡人);也有的則性情放達,不求進取,飄逸中藏起對社會人生的嚴肅態度如《徙》中的談壁漁)。這些精神特點正好與他們急公好義、耿介剛直、不茍合于污濁世態的道德風貌相補充。一方面是積極入世、注重實踐、有所作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則是消極出世、無為清靜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輔相成,形成他們的人生哲學。“達則兼濟天下”,施及旁人;“窮則獨善其身”,面對社會是消極的反抗,面對人生則是積極解脫,無所求而無所失,有所不為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完整。

作為藝術形象,這固然體現著作者寫實的客觀態度,同時,畢竟也滲透著作家主觀的審美評價,表達了作者對“世道人心”的主觀好惡。這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傾向,表現在不少具有深厚古文化修養的作家創作中。我們讀孫犁筆記體的近作《蕓齋小說》,常為他近于淡泊的筆調所驚異,十年動蕩,親人的生死離散、世態的炎涼冷暖、個人感情的重創、人格的屈辱,都以極平靜的語氣道出。讀楊絳同志的《干校六記》也有同感,女婿死于非命,家人無法團聚,結發的夫妻也咫尺天涯難得相會,這些巨大的悲苦,都在悠悠不迫的文字間釋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格調,真有“卻道天涼好個秋”的境界,也同樣體現著古文化的精神,使人喟然而惶惑。另一個女作家宗璞,她廣泛借鑒西方小說技法,極具深度地正面刻劃了一個時代動蕩的,知識分子精神的壓抑與心靈的痛苦,也依然可以從中感到古典文化的脈搏在躍動。

應該指出的是,汪曾祺同志的小說中,即使是在人生的范疇內,他對老莊思想的接受也是有選擇的。這不僅表現在他寫了很多熱情進取的市民形象,肯定了他們的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秦老吉一家的勤勞進取(《晚飯花—三姐妹出嫁》)、高大頭帶點無賴氣的斗爭勇氣《皮鳳三椬房子》),都體現了與知識分子甚為不同的精神風貌,反映了作者對老莊思想一定程度的批判。而且他常取莊子寓言的舊境,開拓新意,思想的內核已經改變,大都只保留其美學的形式,他小說中有幾篇是以莊子散文的章句為題辭的,當屬于這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類。《復仇》的題辭引自《莊子一達生》:“復仇者,不折鏌千;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但小說全然沒有逃遁避世的消極情緒,反而在詩的意境中,表達了人與人之間諒解友善的美好理想,而在絕壁處開路的象征意象,則贊美了探索者的勇氣,體現著積極入世的精神,與莊子逆來順受的原意背道而馳。《徙》的題辭是莊子《逍遙游》的名句,作者以它來寓示知識分子追求事業的抱負,情節本身所表現的社會批判內容,也完全超出了莊子“有待”與“無待”的玄妙哲理,強烈地表達了他對舊時代的激憤。

汪曾祺同志的另外幾篇小說,則簡直可以說是對道家無為哲學的嘲諷。老魯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在四十年代的戰亂中,實在帶點阿Q式的麻木(《老魯》);揚州人的瀟灑超脫加速了他落魄的命運(《魄》);雞鴨能手們庖丁解牛式“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的高超技藝,也并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境遇。這幾篇寫在四十年代的小說,從各個側面描繪了戰亂中的社會風貌,無論是市農兵商,還是一般教員都生活在老莊混茫的氣氛中,但不幸的命運本身卻激發著人們無可奈何的悲憫。

作者對佛教的態度,要比對儒、道單純得多。《受戒》是他作品中非常獨特的一篇。作者通過小和尚明海與村姑小英子純情的初戀,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地凈界與生氣盎然的世俗生活聯系起來,人間的煙火氣彌漫在寺宇內外。他無意于宗教對人的異化,而以幽默的筆觸,著力描繪宗教環境中世間化的一面。他寫出了和尚們諸多的人生向往,以為他們的生活與普通人并無兩樣。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侶生活的同時,也就否定了佛規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一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原本消極出世的超然態度,在這特定的生活氛圍中,完全變成了對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宗教制度的嘲諷。而樂觀的、入世的生活意趣則和作者所肯定的市民意識相聯系,應屬于民間文化思想的成分,也突出著這個時代的樂觀精神。

除此之外,汪曾祺同志的小說中,只有《復仇》里還出現過一個和尚的形象,而這個和尚雖然佛門裝束,說的卻是頗為現代的策之語,作為智慧與善的精神象征,他顯然已經超出特定的環境,何況小說的題辭又是莊子的文句,仇讎和解的主題,也與儒家“仁愛”的思想相通。由此也可以看出,雖然儒、道、釋三家作為中國古典哲學的主要組成,對他的小說創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互相滲透、互為因果的整體影響,其中儒道的影響很大,而佛家則很小儒道之中又以儒家的影響最直接。積極入世、注重實踐的儒家思想決定了他小說中基本的倫理意識與道德標準,體現在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中,也體現在普通勞動者的生活信念里形成了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社會功利特點。退避出世的道家思想則集中在知識分子的精神心理中,也存在于下層窮苦人民混茫麻木的生活氣氛里。對于前者的封建禮教等封建性糟粕,對于后者哲學本體論上的虛無,作者都進行了剔除和揚棄。儒家的有所為與道家的無所為(作品里主要表現為有所不為)看似對立,卻在獨立的人格理想這一點上統一起來,形成他基本的審美理想與道德尺度。

以倫理為核心的審美理想構成了汪曾祺同志小說重教化的主題特征和特定的社會功利效果;具有泛神論色彩的莊子哲學,特別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義精神,則影響到作家基本的審美態度。他長于寫生活中的普通人,在他們平凡的生活命運中發掘淳樸的詩意;他同情人生的普遍苦難,又常止于一般的感慨,以達到認知為目的;他能“貼著”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劃出他們的性格心理,又始終與他們保持著很大的審美距離;細致的觀察與冷靜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語氣,都體現著傳統美學中“靜觀”的審美態度。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程顥《秋日偶成二首》),正是對這種兼糅儒道的審美態度的形象概括。儒家雖然講“仁愛”注重現世性的倫理實踐,強調藝術的社會功利性,但在審美趣味上,與以超功利近自然為至高人生境界的道家,原也有其相通之處。即使是主張入世、為恢復周禮而急急乎游說四方的孔子,在人生最高境界的理想中,也帶有無功利淡人事崇尚自然的態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咢,詠而歸”(《論語一先進》),這樣放達超脫的人生態度也是孔子所喟然首肯的。這是看似對立的儒道,能夠在審美態度上統一起來的人生觀基礎。

汪曾祺同志重視小說創作的教化作用,又欣賞順乎自然超脫功利的人生境界,都部分地體現著這種儒道協調的審美態度。“頓覺眼前生氣滿,方知世上苦人多”,廣泛地同情普遍的人生苦難,又止于一般的感慨,冷靜細致的觀察與含蓄的評價,這種平和委婉的態度,也代表了具有古文化修養的部分老作家共同的傾向。從這個角度,對我們理解和欣賞孫犁等幾位作家的美學風格,是不無益處的。相同的文化一心理結構,決定了他們相近的人生態度與審美態度。反之,從他們相近的美學趣味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這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心理心態。

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歷史道路,對現實的感受與認識也各不相同,無論是人生態度還是審美趣味,都必然會有明顯的差異,不必硬性劃一,也無需彼此苛求。但是,藝術對于真善美的追求,文學對社會人生的能動作用,卻可以使屬于不同時代的作家靈犀相通。何況除以上我們所著重分析的基本傾向之外,老一代作家們也有他們對于時代獨特的敏感,這就是我們在汪曾祺同志的《受戒》《皮鳳三椬房子》等作品中,所深切感受到的樂觀情緒與進取精神。這也可以說是傳統的文化思想在時代進步中的改造與發展吧,同樣有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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