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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法蘭奇:北平的外國人曾有自己的“八大胡同”

來源:澎湃新聞 | 熊豐  2019年04月18日09:05

在姜文去年的電影《邪不壓正》的開頭,廖凡飾演的北平警察局長朱潛龍,向彭于晏飾演的外科醫生李天然提到了一起殘忍的謀殺案,少女帕梅拉死在狐貍塔(即北京東便門)下,作案者將其殘忍地殺害并肢解。受害者的尸體被送到協和醫院解剖,朱潛龍前來查看,而李天然差點就趁機將朱潛龍刺殺于此。這起兇殺案在真實歷史中確有其事,遇刺的少女帕梅拉是英國人,前英國外交官、漢學家倭納的養女,這樁殘忍的謀殺案在當時的中外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然而,半年后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這起案件的調查無疾而終,曾經對案情連篇累牘報道的各路媒體也都轉移了注意力,帕梅拉之死從此成了世紀懸案,究竟是誰殺死了她?又為何下此狠手?抗戰爆發前的北平日常生活,又是一副怎樣的景況?這些追問在歷史洪流之下被湮滅。直到七十多年以后,一個叫保羅·法蘭奇(Paul French)的英國人在閱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時偶然留意到這則懸案,并為之深深吸引,他跑遍了北京、倫敦、香港乃至新加坡的檔案館并尋訪故人,最終寫下了《午夜北平》一書,還原了案發前和案發時的北平社會生活史,并對案件的兇手和動機做出了自己的推斷。

實際上,姜文在拍攝《邪不壓正》前,也專門向他咨詢了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林林總總,姜文跟自己的編劇說:“這老外比咱們懂北京。”一個英國人,是如何成為“中國通”的?舊時北平的一樁懸案,又因何打動了他?在寫作《午夜北平》的過程中,他又是如何一邊還原現場,一邊破案的?抗戰爆發前的北平,各路人的生活狀況又究竟如何?帶著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了保羅·法蘭奇。

謀殺案里的大歷史

澎湃新聞:法蘭奇先生您好,很多中國讀者對您未必熟悉,能否請您介紹一下自己?您作為英國人,又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的?

法蘭奇:上世紀80年代我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是1987年,我到復旦大學學習,學了一些中文,但很遺憾,現在忘得差不多了。后來我留在上海做廣告與市場相關的工作,在上海待了十來年,也去北京和香港。平日我主要做市場分析相關的工作,周末的時間用來寫作。后來我和幾個朋友一起成立了廣告公司,再后來我們的公司被收購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完成了《午夜北平》的寫作,書賣的很好,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把公司賣掉讓我賺了一筆錢,當然《午夜北平》的暢銷也讓我有了一些收入。在那個時候我決定,或許是時候全職寫作了。但我也時常得回英格蘭,因為我的父母親年紀大了,我還得照顧他們。同時我也是一個父親,我的孩子們還是希望之后能夠回英國讀大學和生活。但每次回到倫敦,我都會懷念中國,也時常想到中國。

澎湃新聞:您在《午夜北平》的序言里提到,從《紅星閃耀中國》的腳注里第一次了解到帕梅拉的謀殺案,然后被這個案件深深地吸引。我好奇的是:當時大英帝國有那么多殖民地,全世界范圍內也有數不清的奇聞軼事,為什么獨獨是發生在北平的一起少女謀殺案,這么吸引您的眼球?以至于想要寫一本書來還原整個案件?

法蘭奇:我比較詳細地了解到帕梅拉遇害的案件,是從斯諾的妻子海倫那里,她寫了本書介紹自己在中國的生活,里面提到了帕梅拉之死。在帕梅拉于1937年1月被謀殺時,斯諾家和帕梅拉家其實是在一個胡同(盔甲廠胡同)。斯諾那時候剛從延安回來不久,在他盔甲廠13號的家里寫《紅星閃耀中國》。

所以,海倫是很擔心的,她一度以為殺手想殺的人是她自己,因為蔣介石和戴笠想阻止斯諾寫出他在延安的見聞。實際上,帕梅拉和海倫確實長得很像。當時在北京,外國人并不多,只有3000人左右,北京的人口有三百萬。在這種環境下,在北京的外國人之間,彼此基本都互相認識。而且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北京是一座很安全的城市,尤其是暴力事件,在中國的大城市里,是很少發生的。因此,一位白人、英國裔,還是外交官的女兒被殘忍地殺害,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和恐慌。

有一點我們要明白,在北京城里,“白人老外”這個群體,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是有階層劃分的。如果被殺的是一位白俄的流亡者,那么或許不會有這么大的波瀾。但是帕梅拉,她屬于特權階層,是英國人,還是前外交官的女兒,被如此慘無人道地虐殺,這就是個大新聞了——不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如此。中國的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起謀殺案。

當時被委任調查此案的中國警長韓世清,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是當時全國聞名的警探。他是北京人,也是北京的警探,但是他經常會被廣州、上海甚至是四川的警局借調過去探案,尤其擅長偵破謀殺案,在當時有很多關于他破案的傳說,真的就像福爾摩斯一樣的存在。

于我而言,帕梅拉的案件,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有以下幾點:

首先,帕梅拉在1937年1月被謀害后,從天津派來了蘇格蘭場的警官和中國的福爾摩斯韓世清一起調查這起案件。在這之前和之后,中外警察合作偵破一起謀殺案,都是不曾有過的。半年后,1937年7月,日本人打來了。斯大林曾經說過一句話: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場悲劇,但是一百萬人的死亡就只是一個數字了。雖然我不是斯大林的粉絲,但我必須承認在這件事上,他是對的。帕梅拉在1937年的死,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在日軍侵略前,所有的中國媒體都在關注此事,但是等到日本人打進來,人的死亡就變成一個數字了,再沒有人關心個人的死與生了。不但是中國人,留在中國的西方人,很多也被投進了集中營,在這樣的情況下,帕梅拉的死,就變得無人問津了。

其次,我寫這本書,很希望通過這一個小的謀殺案,向西方的讀者講明白一段歷史。1937年的1月,帕梅拉遇害了;七月,日軍進攻北京;八月,淞滬會戰爆發了;到了1937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日本人在南京屠城……這就是1937年發生在中國的故事,西方人對此知之甚少,但這卻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日軍由北向南侵略中國,最終打到香港,再往南打到新加坡,日本和英國也不可避免地要交戰了,最終日本把英國的勢力趕出了東南亞和太平洋。但是一般的英國人對這樣的一股暗流壓根沒有覺察,如果你問英國人,英國人都會認為二戰從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才爆發;美國人會覺得到1941年底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二戰才爆發。但實際上,在日本人向北京進攻的那一刻,二戰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這是我想要告訴西方讀者的信息。

外國人的“八大胡同”

澎湃新聞:《午夜北平》并非小說,而是嚴謹的歷史研究。但所有讀過此書的讀者都會承認,它非常好讀,簡直就像讀一本偵探小說一樣。您避免了歷史研究的上帝視角,而是都用主觀視角在寫作并推動故事的發展,充滿了插敘、倒敘甚至是心理描寫。請問您是如何做到兼顧真實性與可讀性的?

法蘭奇:我所做的是文學性的非虛構寫作,因此你不能無中生有,不能虛構,必須言之有據,還需要有注釋、檔案出處。但是我卻是用一種小說的筆法在寫。我之所以這么寫書,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其實想給西方讀者講講中國歷史,但我并不希望他們在閱讀我的書時,會覺得自己來上中國歷史課了。如果我把這本書寫成一本研究著作,一本類似于上帝視角的歷史敘述,那么西方讀者會覺得很無聊。

第二,中國歷史非常復雜,歐洲讀者對中國歷史了解甚少。我的這本書英文名其實是《午夜北京》(Midnight in Peking)而不是《午夜北平》,因為歐洲讀者不知道什么是北平,但是都知道北京。所以如果英文版也叫午夜北平的話,一般讀者會說:這到底是哪?因而從一開始就喪失閱讀的興趣。

我之所以寫成小說的筆調,是希望讀者在閱讀的時候是愉悅的,是有新奇感的。中國的文學傳統不大重視小說,一直要到清末民初,梁啟超去了日本以后讀了大量的小說,后來回國后才開始非常強調小說的重要性,說中國要富強必須得有小說,中國人對小說的態度才有所轉變。這才有了魯迅、老舍、巴金他們的作品。老舍的《駱駝祥子》,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品,很好地還原了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北平。從我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小說是有它的社會價值的。

另外一點,我非常注意的是,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著作,讓讀者身臨其境地回到那個時代、那個地點去體驗當時人的生活,這也是為什么我的書里有很多的地圖和老照片。我希望讀者能夠找一間安靜的屋子,坐在里面讀《午夜北平》,然后仿佛自己穿越回到了1937年的北平。如果讀者們在閱讀的時候有這樣的體驗,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舉幾個例子,發現帕梅拉尸體的那位北京老大爺,當天清晨他正在散步遛鳥。這樣的一個細節對外國讀者來說是非常浪漫且詩意的,也是他們所陌生的。另外中國的每個城市里都有鐘樓,每兩個小時要敲一下鐘,城中的居民聽到鐘聲就知道了時間,這些對西方讀者來說都是新奇的。搜集、組織這些生活細節,還原當時的北京日常生活,讓我非常著迷。1937年的時候,東交民巷是整個北京市里唯一有路燈的地方。這些老北京的細節,非常吸引我。

澎湃新聞:要想重新還原現場、還原案件的經過,就需要大量的檔案材料,但是距離帕梅拉遇害已經快八十年了,案件當事人都不在了。帕梅拉遇害半年后,抗日戰爭就爆發了,之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在這樣得條件下,您是如何搜集檔案資料的?遇到了哪些困難?作為一名英國人,您是如何去重建并還原異國他鄉八十年前的日常生活狀況的?

法蘭奇:這一點我非常幸運,因為帕梅拉的父親倭納留下了許多的調查材料。倭納自己是一個學者,能說八種中國的方言。我們要明白一件事:1930年代的中國,沒有多少人說“國語”。北京人說北京話,上海人說上海話,廣東人說廣東話。倭納能說八種中國的方言,除此以外他還會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以及葡萄牙語。在日軍入侵北京后,再沒有人關心帕梅拉的死了。于是他一個人開始了調查,把自己查到的線索都記錄下來,然后寄到倫敦。但是當時的倫敦,德國人的飛機天天都在頭上轟炸,也沒有人會關心帕梅拉是怎么遇害的。

我唯一找到的一位見過帕梅拉且依舊在世的人,是她在天津讀書時的同學。我還在新加坡、英國、美國找到了一些知道她的人,令我驚訝的是,她們都記得她,而且記得非常清楚。她們甚至還記得當時的報道以及她們的父母是怎么看待這件事情的,她們非常期待我的書的出版,因為這在當時是一個懸案,兇手一直是一個謎。當時警察來學校調查,后來校長離職回國了,她們中的很多甚至一直都認為校長就是兇手。

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說明,因為我關注的對象是一個外國人,所以她的檔案相對豐富。當帕梅拉的尸體被發現后,人們把遺體送到了北京協和醫院。協和醫院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因此,協和有自己的一套檔案,1949年的時候,他們把檔案一起帶回美國了。而對帕梅拉遇害案的所有調查過程,都被存在了英國大使館,1949年的時候也被帶回了英國。當時關于帕梅拉案的各種細節、媒體報道、庭審記錄,既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如果中文版的檔案遺失了,我還能去查閱英文的報道和檔案,所以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我是很幸運的,不愁找不到檔案。

在30-40年代的中國,上海有很多老外,香港也有,但是北京很少。即便是我們談起北京的老外,也總是會首先想到當時住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那些外國人。但是,離東交民巷幾個街區,就是另外的一個老外群體,是被后人忽視的存在。他們是些罪犯、難民、醉漢、妓女、毒販,在北京形成了一個像香港的九龍城那樣的三不管地帶,就是我筆下的“惡土”(筆者按:“惡土”北起傳統美食街蘇州胡同,南至高約十八米、寬約十二米的韃靼城墻,西抵哈德門哈大街,與使館區隔街相望。1920年代以前,此地不過是一片無人理會的荒地,只有那些守衛北平各國公使館的外國士兵在此列隊操練或訓練馬匹。后來,此地的中國房東把它們出租給外國僑民;后者則開辦舞場、廉價酒吧、窯子、低等旅店和餐館。這些外僑大部分是無國可歸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來到中國),這和中國人的“惡土”不是一個地方。中國人的“惡土”在天安門前面那一帶,八大胡同那些地方。基本上每個北京人都知道曾經有過一個叫“八大胡同”的花柳巷,但是基本沒有人知道,老外也有自己的“八大胡同”,這段歷史被完全地遺忘了,因為抗日戰爭結束以后,曾經住在那些地方的老外,再也沒有回去。

另外還有個小故事值得一說,帕梅拉當年住的盔甲廠胡同現在還在,他們家也還在,不過現在這個四合院被隔成了好多戶。這某種程度上應該感謝斯諾,因為斯諾的故居也在那附近,所以被保護起來了。我的書在出版以后,很多外國人都會專門找來盔甲廠胡同,在帕梅拉的故居前面拍照。當地人一開始很好奇,這幫老外是不是神經病?為什么跑到這么一個破房子前不停地拍照?直到后來有個會說中文的老外,跟當地居民解釋了這棟房子曾經的主人以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當《午夜北平》的中文版出來以后,很多中國讀者也會跑到那棟四合院前面拍照。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盔甲廠胡同帕梅拉的舊居,發現有個小販已經在那里販賣《午夜北平》的相關紀念品了,我跑過去跟他說你好,這是我的書。他先是驚了一下然后很擔心,以為我會問他收版權費什么的,但我說沒關系,你只管賣就好了。

還有,在我的書里,重點描繪了“狐貍塔”(東便門),我們老外都這么稱呼它,老北京也這么叫。北京有四個塔樓,其余三個都沒有了,只剩下東便門。我在午夜北平里一直稱它為“狐貍塔”,因為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意思,還牽扯到狐貍精等民間信仰和傳說的元素。之前北京的英文地圖,都是稱呼它東便門,但是這兩年我發現,新的地圖里重新開始標注為狐貍塔(FOX TOWER),或許這里面有我的功勞。

狐貍塔這個稱呼,在我看來很重要,起碼在我的敘事中是這樣的,因為我能掌握到的是當時警察和醫院關于這個案件的檔案,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當時那些老北京們,住在胡同里的那些人,是怎么看待和理解這起謀殺案的。實際上,恰恰因為帕梅拉死在狐貍塔下,很多老北京議論說她是被狐貍精附身了,被鬼魂殺害了。從迷信的角度來說,這個說法也是有理有據,因為當時出了東便門就是墓地,人們認為狐貍精會在夜晚出來,然后謀害人的性命。當然警察對于這種說法壓根不屑一顧,但是我卻把這種議論放進了我的書里,因為我認為這有助于理解那個年代人們的精神世界。

澎湃新聞:姜文的電影《邪不壓正》提到了這樁謀殺案,實際上他也咨詢了您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以及30年代的北平的日常生活。順便一問,您喜歡《邪不壓正》么?

法蘭奇:實際上姜文在《午夜北平》的中文版一出來后就讀了,他跟我說他很喜歡,但是卻不適合由他來拍成電影,因為書中的主角基本都是外國人,缺乏中國人作為主角,會影響影片在中國的票房。后來在北京,他約我吃晚飯,跟我說他想在電影里借用一些書中的情節,問我是否可以?我毫不猶疑地就答應了,因為我很喜歡姜文的電影,之前的《讓子彈飛》和《一步之遙》我都很喜歡。去年電影上映前,他給我看了粗剪版,后來我是在倫敦的電影院里看的正式版,我非常喜歡。我認為他很好地還原了那個年代北平的質感。

現在我們是朋友,而且可以透露一下:之后我們要一起做一個電視劇,由NETFLIX制作,就是《午夜北平》的故事,姜文會來演韓世清。很多西方觀眾知道姜文其實是由于《星球大戰外傳:俠盜一號》。據說姜文現在每天花三個小時在練習英文,可以看出他對于海外市場的重視,因為在中國以外,知道姜文的觀眾并不多。他的女兒在倫敦,他來英國看女兒的時候我們也會一起吃飯。關于《午夜北平》的電視劇版,我還是希望更加注重破案、推理這些層面,而不是兇殺、暴力,就好像是一個發生在中國的福爾摩斯探案集。

除了姜文以外,我還很喜歡馮小剛的電影,去年我看了他的《芳華》,非常喜歡。早些年我也很喜歡張藝謀的電影。

另一段秘史:上海的地下社會

澎湃新聞:您在去年出版了新書《惡魔之城:上海的地下社會》(City of Devils :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 Shanghai),據說中文版也正在翻譯引進中。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新書的內容?

法蘭奇: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日軍侵占了所有的華界,后來上海成了“孤島”。當時很多人以為,租界也很快就會崩潰,但令人震驚的是,租界竟然依舊支撐了下來,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租界里的人無處可去:首先是在租界的中國人,他們走投無路,難道跑去南京么?整個華東都被日軍占領了。其次是那些在租界的外國人,白俄、猶太人,他們也無處可去。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點是,在淞滬會戰爆發后,有一個人走了,他的離開對上海的影響是巨大的——那就是杜月笙。他去了重慶,然后去了香港,再也沒有回來。雖然他是黑幫頭子,但是他很有氣節,不愿意和汪精衛和日本人合作。他走了以后,他手下的很多人都投靠了日本人。

另外一點,很多人不知道,杜月笙最賺錢的買賣,是販賣鴉片,把鴉片出口到美國和歐洲。但是當日本的軍艦封鎖黃浦江以后,他的這樁生意就無以為繼了。杜月笙手下有妓院、賭場……但是最賺錢的還是賣鴉片。杜月笙自己也吸鴉片,在1937年的時候,他的身體也開始走下坡路了,鴉片上癮,眼睛也一度要失明,精力大不如前。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他決定退休了。

留下來的是誰呢?是黃金榮。有張很有名的照片,就是建國后黃金榮拿著掃把掃大街。

黃金榮雖然留下來了,但是他的勢力從來都不如杜月笙,這就導致了一種權力真空。在租界以外,像現在的新華路、定西路、華山路這些地方,成了新的“惡土”。賭場、夜總會、妓院、販毒,都聚集在了這一帶。有兩個外國人,就從這樣的混亂中崛起了。一個從維也納來,是個猶太人,在1920年代就來了上海,經營夜總會。因為他是猶太人,二戰爆發以后,他無處可去,沒有政府給他簽證。另一個是美國人,被判了35年的監禁,后來從美國的監獄里越獄逃脫,用硫酸把自己的指紋燒掉了,這樣人們就無法確認他的身份了。二戰爆發后,他也被困在了上海,一旦回美國,他會被重新抓進監獄。從1937年一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對英美宣戰,進駐租界,他們兩個人統治了上海的地下社會四年的時間。我的新書就是寫他們兩人的故事,他們如何崛起,又如何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末路狂花,發展起了自己曇花一現的黑幫帝國。

澎湃新聞:從《午夜北平》到《惡魔之城》,您都聚焦在城市的“惡土”和地下社會,是因為您對這些地方發生的故事有所偏愛嗎?

法蘭奇:首先是故事性的角度,我想一本講黑幫的書,會比一本講律師、學者、藝術家的書更能吸引眼球。另外一點是,當犯罪行為發生時,警方會牽涉進來。比如說一起謀殺案發生后,你是事件的嫌疑人之一,警察來問話,你很難保持沉默。你必須解釋清楚你當時在做什么,你和誰在一起。這樣一來很多秘密就無處可藏。比如一個已婚男人為了交代自己有不在場證明,必須坦白當時跟別的女人在一起鬼混。這樣一來,就留下了很多檔案材料,我就能盡可能多地獲取信息。

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1937-1941年的上海地下社會,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社會下的地下社會。在正常情況下,一起兇殺案發生了,我們要從十五個當事人中找出兇手。而當時的情況是,每個人都有罪,每個人都參與了這起謀殺。在當時的上海,幾乎每個人都參與了賭博、吸毒……警察都在收受賄賂,社會已經走向崩潰了。

但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都源于日本的侵略,如果不是日本的入侵,中國社會、上海不會突然地就崩潰了。發生在北京的一切,很快就發生在了上海,再之后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整個東南亞都崩潰了。

從我一個老外的角度來看,當日的上海,當然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鴉片戰爭爆發,因為英國愚蠢且癲狂地想要和中國做鴉片貿易,然后上海開埠,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都來了。在當時的上海,外國人有治外法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是中國人的屈辱。然而,從太平天國以后,中國人大量涌入上海,并且在這里發家致富。十月革命以后,幾萬白俄進入上海。希特勒上臺后,三萬猶太人來到上海,他們都在上海得到了保護。

這么一看,上海是有兩重性的,一方面它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另一方面卻成了全世界難民的避難所。魯迅、老舍他們也都來到上海,因為只有在上海,他們才能自由地寫作。

上海的獨一無二還有一點:誠然,當時的英國和列強在世界范圍內有很多的殖民地,但上海是最為特殊的。就拿英國的殖民地來說,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英國在這些地方設總督,倫敦會告訴你該何去何從;又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當時基本已經是自治領。上海有工部局,包含了英國人,美國人,后來也包含了中國人,盡管工部局的官員主要是英國人,但是卻可以獨立決策,甚至是做出和倫敦的旨意相反的決策,這種自主性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不具備的。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是不可能違背倫敦的意愿的。

澎湃新聞:您的兩本書,一本寫北京,一本寫上海。北京和上海的“雙城記”,似乎是人們談起中國城市時一個永恒的話題。您個人在這兩座城市之間,是否有所偏好?

法蘭奇:兩座城市都是獨一無二的。先說上海,世界上只有一個上海,它是中國的,卻不是中國特色的(China’s but not Chinese)。至于北京,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北京其實不是一座典型的漢人城市,它是一座蒙古人建立的城市,比起南京、杭州、廣州這些地方……北京其實更像烏蘭巴托。漢人建立的城市都是逐水而建的,但是北京周邊,沒有海,也沒有大河,沒有成片的水系。“胡同”也是一個蒙古語的詞匯。北京還是中國的宗教中心,佛寺、清真寺、教堂、孔廟、道觀,這些在北京你都能找到,就像羅馬、耶路撒冷。但是在上海,唯一的宗教就是錢。

兩座城市我都喜歡,但我也替兩座城市的未來感到擔憂。因為胡同在消失,石庫門也在消失,但這些是一個城市的根,你在世界上別的城市都找不到胡同,也找不到石庫門。陸家嘴的高樓你可以在紐約、倫敦這些大都市找到,但紐約和倫敦,你找不到胡同和石庫門。

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住在上海,作為一個老外,這里生活更舒適和便利。北京對我來說也太過于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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